吃了虧還樂的大學生
大學不好好教學生，早就不是新聞了，一輪又一輪的擴招熱，使得大學像注了髒水的豬肉，不僅虛胖，而且變質，領導和老師，一起糊弄學生，不僅教學質量大幅度下降，而且培養環節偷工減料，開閘放水。
但是有意思的是，相當多的學生，對此似乎很是享受。老師糊弄不要緊，隻要考試的時候讓他們順利混過關，就歡欣鼓舞，一個星期甚至三天寫出一部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掃上一眼就放行，歡欣鼓舞。博士研究生資格考試，國外要列幾十本書，大考幾十小時，我們有些學校有些專業，可以讓學生自己出題，然後再問問在學校和導師指導下有什麼體會，結果考試變成了一場師生相互吹捧的茶敘，大家一起歡欣鼓舞。
這些被放水放出來的學生，每當談及過關的故事，其欣然之態可掬，好像揀了大便宜似的。反過來，他們往往嘲笑那些經過一點奮鬥才過關的學生，笑這些人傻，說這些人的導師混帳。
雖說說起教育產業化大家都不同意，但是現在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產業化的意味相當濃。節節高漲的學費（現在研究生已經開始收費改革，還不算原來就存在的大量的自費生），使得上學已經近乎一種消費，而且是高消費，一個大學生，四年下來，至少也要花費五到六萬。家長勒緊褲帶，掏光家底，甚至債台高築給學校付費，讓子弟來學知識，學本事，本質上這是一種交易行為，學生和家長付費來購買學校的服務。老師糊弄，學生輕鬆過關，本質上屬於學校的服務縮水，甚至幹脆等於付給消費者一錢不值的假冒偽劣產品，可是結果消費者還挺高興，認為自己撿了便宜，豈不咄咄怪事！怪事是大量存在的現實，也是我們高等教育的悲哀。
在一部分學生來說，上大學隻不過是父母的意誌，學本來就是給父母上的，學好學壞，跟他沒有多少關係，隻要能混過關，不掛科（考不及格），應付得了父母就足夠了。對於另一部分學生，尤其是那些研究生層次的學生來說，他們原本就沒有打算在學校裏學什麼東西，上學其實就是衝文憑來的，能夠輕輕鬆鬆不費力氣拿到碩士或者博士的方帽子，期間自己該幹什麼幹什麼，豈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在他們看來，社會上要的就是這個文憑，尤其是所謂的名牌大學的文憑，有這個敲門磚，就可以敲開富貴榮華之門，至少他們就獲得了敲開富貴之門的資格。他們付費搭功夫，就是為了換個文憑，這個過程越是輕鬆，他們就越合算。出於這種心理，當然沒有人樂意下功夫讀書，做學問，如果老師這麼要求他們，等於是難為人，糟蹋了他們的錢。
我們的社會還太浮躁，用人對文憑和學曆比對真才實學更為看重，有真學問的人，如果沒有相應的文憑，對於多數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而言，連進門麵試的機會都沒有。社會上比較誘人的工作單位，要想進去的話，一看文憑二靠人，文憑是個入門證，能不能最終被接受，關鍵看有沒有人，而且這個人硬不硬（來頭大小），幫忙的力度大小。人之有無，一看爹媽本事，二看關係走得是否對路，但是文憑就隻能靠學校了，所以，出現那麼多一心隻打算混文憑的學生，一點都不奇怪。對他們來說，混一個文憑，就像雙軌製的時候，從政府買個批文一樣。
當然，也有這樣的可能，人們實際上對從學校和教師那裏得到真知識和本領，根本就沒有指望過，學生即使認真學，老師也教不了他們什麼東西。事實上，盡管很多學生在學校的時候，對老師很恭敬，但在骨子裏，他們是看不起老師的，因為這些人既沒有學問，也沒有像他們一樣，有點邪路的本事在社會上混。
事實當然也是如此，我們現在大學裏有如此多的教授和博導（稍微好點的大學都是倒掛，教員中教授最多），細細考察起來，能有多少是合格的呢？我們有世界上最多的科研成果，核心期刊的文章，不用仔細考察，粗粗翻閱一遍，能有多少有價值的呢？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教的和學的，在相互的糊弄中，痛並快樂著。
我們的官僚體製就是這樣，金字塔，塔級越分越細，而且還不像西方的文官製度，隻要不犯錯誤，靠年頭就會一級一級上去，在這裏，隻要你參加攀爬，就得奮鬥，掙紮，能否上得去，要看你的“表現”。現在我們的大學裏的這座金字塔，幾乎完全是從我們現行行政體係中複製下來的，至少基本原則、精神是一模一樣，同樣是塔級細分，而且晉升並不是按服務年限自然調高，你得“表現”，按上頭規定的標準“表現”。
但是，無論官員地位有多麼顯赫，收入有多麼豐厚，維係這個世界運行和發展的，並不是官員。除非我們想回到中世紀，就不能讓仕途的漩渦吞噬掉自己的學校教育，吞噬掉所有最優秀的人才。一句話，學校教育，不能被關進官本位的鐵籠子裏。
我們要什麼樣的本科教育？
北京的高校都在忙一件事，迎接本科評估。為了能在即將到來評估中順利過關，各個學校先自行檢查，查出問題，然後針對性地進行準備，也就是人們所說的造假，假試卷、假論文、假實習報告、假聽課記錄……圈內的話叫做“補”，把一切沒有的、不合格的補上。據說，僅就學校的自查而言，本科教學所暴露出來的問題還相當嚴重，主要集中在教師對考試和判卷的隨意上，比如考卷上沒有小分，卷麵成績與成績表不符，考試出題隨意，難以涵蓋教材內容等等（當然，這些問題，一般都出現在文科領域）。
顯然，按照目前的教學規則，這些都屬於違規甚至嚴重違規的行為。但是，據筆者多年的高校教學經曆，目前高校本科教學比這些還嚴重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說教學內容教條和陳舊，教學形式的僵化以及有點名氣的教授不給本科生上課，即使上課，也經常找研究生對付等等。這些問題，在“教”的一端就一塌糊塗，至於“學”和“考”就更不用提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北大，有很多教授在考試上也很馬虎，看學生的花名冊打分的也不在少數，1號給60分，2號給61分，依此類推，給到80分打住，然後再給60分、61分。但是誰敢說那時的北大本科教學不好？關鍵是人家教書教得好，有內容，有研究。那些根本不屑於判卷的教授們，個個都學富五車，對自己所教所講，素有專攻，有些人講課，記錄下來稍加整理就是著作，是真正的、不可複製的原創性著作。
所以說，本科教學，真正的問題不是考試，也不是目前本科評估重點檢查的教學程序上的種種問題，而是教學本身。考試本來就是教學的附屬品，而不是教學的目的。凡是從事過文科教學的人都知道，通過考試，其實是很難發現學生的優劣的，真正有才華的學生，隻能通過教學過程中的問難與切磋，通過師生對疑難問題的共同探求才能發現。學生真正在乎的，也恰是老師能教給他們什麼。如果一個大學教師，按照幾十年不變的統編教材（很多教材即使號稱新編，其實也是舊貨色），中規中矩地講授，甲乙丙丁，ABCD，一點出格的地方都沒有，大綱規範，講義規範，教學進度嚴格合理，最後考試也是中規中矩，判卷登分，一丁點差錯也沒有，但給學生的知識量卻基本等於零（學生也不樂意聽，因為考前看看書就足以應付了），這樣的教學，能算是合格的大學本科教學嗎？
然而，以今天的本科教學規則以及目前的教學評估而言，恰是這樣的教學才是合格的，甚至是優秀的，因為在所有評估的指標裏，隻有這樣的教學，才能放在最優的評價一欄裏麵。事實上，現行的本科教學規則和管理，跟現在進行的評估是配套的，原義就是要把教學各個環節管得越死越好，每門課要有大綱，有教案，要填寫教學進度表，每個步驟都要有檢查，有記錄，連考試出題，老師怎麼打分都要檢查，實際上是將教學環節分解為一個個的量化過程，實行全程監控。隻是由於教學管理部門的官僚主義和教師的惰性，這些監管的指標才沒有真正實現，才需要在評估前臨時抱佛腳的惡“補”，即大規模造假。
問題是，我們到底要什麼？我們的本科教育，到底要走向何方？如果我們要的僅僅是一個規範的教學過程，一個規範的教學形式，一個合乎規矩的教學內容，那麼，盡可以由教育部來組織整合各門課程的統編教材，根據教材編寫教學軟件，上課的時候，由技術人員在各個教室裏放就是了，考試也完全可以做到機器操作，機器判卷，教師基本上可以不用了。如此，最規範，隻要係統沒有問題，可以做到沒有任何差錯。如果再形成全國高校的聯網，安置統一的監控設備，教育部就可以直接控製一切，除了設備維護人員，連校長都可以省了。
顯然，這樣是不行的，因為我們的大學，教的是人，不是機器。人隻能用人來培養，大學教師是人，人要有知識，有學養，有研究，也要有個性，充分發揮教師的個性，才能賦予學生以創造性，否則教出來的學生，隻是中規中矩的呆子。大學如果真的要想搞好本科教學，其實隻要做好一件事就行了，那就是保證教書的人都是人才，而且這些人隻要做了這份工作，就必須站在講台上，不能動不動就去做第二職業，走穴，開公司（對於那些所謂的熱門專業尤其要管得嚴），至於教師怎麼教，怎麼考，本是教師的自主權。學校如果認為某個教師不行，解聘他就是，完全用不著一頭紮到本該由教師自己負責的一畝三分地上，替人家當家作主，更用不著由教育部來一竿子插到底。這樣做的結果，隻有一個，那就是使我們的本科教育，喪失創造性。
現在，國家一直在強調創新性，可是教育如果喪失了創造性，整個國家的創新從何而來呢？
大學的專業不能按職業來設置
媒體上說，沈陽大學設置了信訪專業。據《新京報》記者了解，沈陽大學設置這個專業，是沈陽市委書記的建議，因為沈陽有較大的信訪壓力。
其實，業內都知道，在目前的體製下，專業設置，絕非大學所能決定的。所謂的信訪專業，無非是在法學專業下麵，設一個信訪的專業方向，在最後兩年分流。其實，這樣的事，早在幾年前，中國人民大學就已經做過了，同樣是在一個民主黨派的人大副委員長的強力推動下，人大的政治學專業下麵，添加了一個政黨專業方向，據說畢業生可以進民主黨派工作。還有一個說法是，這個專業方向的設置，是因為這位出身民主促進會的國家領導人，很惱火人們老是將他的黨派，跟台灣的民進黨弄混。
當然，民主黨派的領導力度其實遠沒有一個計劃單列市的市委書記那麼大，人大之所以聽信他的說詞，開設這個專業方向，除了內部有人積極策動外，很大程度上誘惑於學生的就業。然而，這個專業設置四年，畢業生也有了兩屆，但一個進民主黨派工作的學生也沒有（但願以後能有一個）。跟政黨專業（實際上是民主黨派）一樣，信訪專業也是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大學本科專業，開設這樣的專業，除了老師不知道怎樣教以外，連我們的主管部門，都不知道怎樣安排課程、製定教學計劃，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老師是民主黨派專業出身的，也沒有人學過信訪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