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救救孩子(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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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頭養孩子難,養了孩子,孩子入托更難。南京一所幼兒園招生,眾多家長連夜排隊。但是排也沒用。這所隻招80人的幼兒園,收到打招呼的條子就達800張。寫條子的,不是領導就是關係單位,都惹不起,求得著。但是個個都答應也不可能。據說,寫條子的領導也心知肚明,所以條子用什麼筆寫,大有講究,用鉛筆寫的,必辦,鋼筆則兩可,圓珠筆則不用辦。

即使沒有這樣玄機暗伏的講究,接條子的一方自然會按照寫條子人對自己的重要性,一一區分,排好順序。

在中國,有自己特色的條子文化,求條子,寫條子,接條子,辦條子,一條龍,裏麵的名堂大得不得了。各種玄機、場合、講究,複雜得足以開一門課,不,成立一個學科,就叫條子學吧。如果哪個大學的MPA課程裏加上這門課,絕對受歡迎。

條子流行的所在,大抵是資源稀缺的地方。按理,一個幼兒園,不該是條子成堆的地方,因為從曆史上看,一個人小時候上什麼幼兒園,甚至上不上幼兒園,跟後來的發展關係不太大。說不好聽的,現在人們耳熟能詳的名人,有幾個是從幼兒園出來的呢?幼兒園成為搶手貨,尤其是所謂好的公辦幼兒園成為搶手貨,還是近幾年的事。

這些年,突然興起了一種說法,說是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所以,幼兒的早期教育要抓緊。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逼得孩子的父母們,恨不得一受孕,孩子還在卵子和精子狀態時,就開始“胎教”。孩子出生,更是高度緊張,高度焦慮,一定要給孩子找個好的幼兒園不可。

其實,這種說法根本就是胡說八道。如果非要拿賽跑做比喻,人生頂多也是一場漫長的馬拉鬆,根本不是百米短跑,完全沒有必要在所謂起跑線上較勁。《三字經》上都說過,“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計”。這個蘇老泉,就是蘇洵,蘇東坡的父親,中國曆史著名的“三蘇”之首。人家二十七歲才發憤讀書,不僅起跑線上溜了號,中途也沒有影,最後不也成名成家,連帶著培養出來兩個大文豪,蘇軾和蘇轍。所以,所謂起跑線一說,純屬忽悠。

這個忽悠,跟趙本山賣拐一樣,有著商業目的。目的就是推銷所謂雙語幼兒園、藝術幼兒園這種高價園。由於幼兒園有教育的因素,但又不屬於義務教育範圍,所以,有空子可鑽。而現今普遍的獨生子女,家長隻能贏不能輸的心態,又提供了這種接受忽悠的可能,人為地造成了一種幼兒園恐慌。於是,大量的私立高價幼兒園應運而生,好一點的公立幼兒園,也成了搶手貨,而且變相地以讚助費的方式收高價。

但是,奇怪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教育部門卻對這種甚囂塵上的忽悠置若罔聞,不出澄清。對雨後春筍般的天價幼兒園,聽之任之,暗中鼓勵。一方麵對好的公立幼兒園變相收費並不采取措施製止(但是利用特權,保證自己和跟自己有密切關係的人的孩子,可以平價進這些幼兒園),另一方麵聽任一所又一所一般性的公立幼兒園倒閉,由高價私立幼兒園取而代之。造成還能存活的公立幼兒園成為稀缺資源,逼得家長如果實在上不起私立高價園,就隻好多掏點錢(讚助費),進公立園,導致幼兒教育整體漲價,漲的幅度還挺大。

不是說在幼兒教育領域,私營資本就不能進入。但是,跟一般行業不一樣,幼兒教育畢竟還是教育,具有公共事業的性質,幼兒教育也是一種公共產品,提供者理應考慮其公共性和福利性。私營資本的進入,需要政府的嚴格監管,需要設置比較高的門檻,斷不能讓這個領域成為資本謀利的天堂。如果這個天堂是在政府有意削減公立園的基礎上,人為地製造資源稀缺打造的,那就更不應該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行為,是一種隱性的犯罪。

京城天價幼兒園的背後

京城居,大不易。不僅百物騰貴,而且孩子連幼兒園都上不起。據統計,京城私立幼兒園均價每人每月3000到4000元,這意味著一個三口之家,如果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就得將收入的一半以上都送給幼兒園,再加上孩子的其他費用,剩下的錢,孩子的爹媽連吃飯都困難。這還是均價,事實上,每年交10萬元的幼兒園,比比皆是,除了個別大款,即使高級白領也相當肉痛。但是,在“說什麼也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的口號蠱惑下,但凡有點能力,咬牙甚至借貸,也要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幼兒園。

口號僅僅是廣告,跟所有的商業廣告一樣,隻是掏人口袋的誘惑而已。事實上,兒童的培養,根本無法類比田徑比賽,基本上不存在所謂起跑線上的競爭。把知識學習的競爭引入幼兒園,從學齡前就開始,不僅數學、語文、外語提前開課,而且琴棋書畫一起上,說白了無非是摧殘兒童,讓孩子早早地喪失童年而已。不知道提出這樣口號的人,能否舉出例子來,說明哪個世界級的大師,是這樣催熟催出來的?

商家挖空心思提出口號,製造商機,從來如此,有數碼時說數碼,有納米時說納米,有什麼奇怪。

但奇怪的是政府部門的缺位。商家忽悠人時,政府部門加上有關專家,從來不出來說話,多半選擇不作為,更反而為商家的造勢大開綠燈,各種論壇、研討會,一個接一個,專家無論懂與不懂,都昧著良心,論證所謂早期教育的必要(在其他領域也如此辦理),政府有關部門見了,就當沒看到。

僅僅如果裝沒看到也好,事實上,京城每個天價幼兒園,能夠進駐居民小區,都要經過有關部門的層層審批,為什麼偏偏讓這樣打著雙語教學、高密度培養的幼兒園進來?而且灌輸烈度越來越高(至少從宣傳上看是如此),入園兒童負擔越來越重,難道審批者審批的時候,一個教育專家、兒童心理學家都不谘詢嗎?難道審批者不清楚這些私立幼兒園,根本不是在做教育,而是在經商牟利嗎?現在,誰要是拿到一個好的小區的進入證,等於是開了一個沒有任何風險的金礦,在巨大利益誘惑下,審批的競爭已經白熱化,據說,惟有來頭大的人,才能搞定。

按道理,學前教育也是一種公益事業。但是中國目前的教育法,對此沒有明確的規定,不像義務教育階段的小學和中學,即使有天價貴族學校,由於公立學校的普遍存在,尚不足以對一般平民子弟上學構成威脅。

在學前領域,商家鑽法律的空子,而政府部門也樂得退出,放棄責任。在天價幼兒園高歌猛進的同時,原來政府辦的公立幼兒園一個接一個地關停,街道寧可將場地收回,出租給人辦公司,也堅決不辦幼兒園。結果,北京逐漸變成天價幼兒園的一統江山,已經站穩腳跟的這些幼兒園,結成價格聯盟,反正隻此一家,別無分店,要麼就別讓孩子上幼兒園,要上就是這個價。在獨生子女的時代,在商家已經將什麼起跑線理論炒熱的情況下,有哪個家長敢冒讓孩子“輸掉”的風險,將孩子留在家裏呢?於是,家長們含淚忍痛,也得伸出脖子讓人去宰。

中國的事情很奇怪,凡是有利益但完全可以由市場來調節的地方,說是民進國退,實際上卻是國進民退,反過來,需要辦公益的地方,需要社會責任的地方,卻事實上是民進國退,政府退到完全不作為隻在家裏審批的高尚境界,閉門家中坐,利從天上來。樂了辦園的商家,樂了關門自保的政府,卻唯獨苦了孩子。

“破爛兒老師”之痛

從報上獲悉,安徽定遠的鄉村代課教師費海芬,撿破爛資助自己所教班中的貧困學生的故事,心裏很不是滋味。

沒錯,我們國家還不富裕,但是還不至於讓農村的孩子上不起學,如果我們的“父母官”們,把蓋豪華辦公大樓的錢,省下哪怕一丁點,這些孩子的課本費,也用不著靠一個代課老師撿破爛來維持。

在這個世界上,硬是有人喜歡這樣對比鮮明的拚圖:一邊是金碧輝煌的大樓,一邊是低矮破爛的校舍;一邊是成千累萬的公款消費,一邊是幾元錢課本費的尷尬拮據。在這幅拚圖中,一個代課老師手裏的破爛,不知是悲情呢,還是反諷?

更悲情的是,這樣的老師,就要被清退了。要說,清退農村的代課老師,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這些代課老師多半沒有學曆、不符合教師的條件,而且眼下畢業的師範和非師範類的大學生又這樣多,“更新換代”,看來沒有什麼不對。

問題是,當初招代課老師的時候,是因為要救農村學校的急,因為農村學校,沒有人肯去教書,公辦教師不夠用,學生又不能不上課,於是,幾十上百萬的民辦代課教師,就這樣走上了教師崗位,有的一幹就是幾十年。民辦代課教師,雖然幹的是教師的職業,但在身份上,卻依然是農民,很多人每年隻拿一點可憐的補貼,在某些地區,也許待遇要比周圍的務農的人稍好一點,但是一般都比不上外出打工的人。他們之所以堅持在這個崗位上,一是因為已經習慣這種生活,二是出於對學生的愛。

沒錯,很多代課教師,由於條件所限,的確文化水平不高。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年來,這些代課教師,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或者俗一點,為了有個學曆,大多都做出了自己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他們自己掏錢去培訓,上函授、電大,我們故事的主人費海芬,上過中師,也上過電大,目前因為沒有錢,上不下去了。他們掏空了家底,去掙一個又一個的證,讓我們各級教育學院掙了不少培訓費。可是,我們的教師資格,水漲船高,小學老師從中等師範資格,變成了大專,民辦代課教師吃苦受累耗幹家產,還是趕不上,最終隻能麵臨被清退回家的命運。

我們的媒體上,已經報道了很多像費海芬這樣富有愛心的代課教師的故事,他們讓我們感動,也讓我們心酸,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他們做了那麼多,幾十年如一日,得到的最終回報,居然是清退,一個已經做了幾十年教師的人,清退回家之後,他們還能做什麼呢?他們還會做什麼呢?我們的政府,需要他們的時候,就把他們找來了,不需要的時候,他們就成了多餘的人。如果說改革需要過河拆橋,需要卸磨殺驢,那麼被拆和被殺的,為什麼總是這些最弱勢最無辜的人?

對比黨政機構,那裏在改革過程中,也存在著類似沒有學曆,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但是,這些人上學、培訓多半可以得到公家的補助,而且很快就拿到了各種文憑,隻要幹部級別足夠大、職權足夠多,從初中生變碩士、博士,也不是沒有可能,為什麼黨政機構中人可以如此方便地“知識化”,從無清退之虞,而代課教師,則非要一刀切,被一腳踢開?

幾十年老師做下來,他們的愛心,他們的經驗,都是一筆不可多得的財富,在當今的中國,這樣的財富,說實在很稀缺。我們的教育主管部門,對這些人,應該有個說法,即使非清退不可,也要對他們這幾十年的辛勞,有所補償。

學生告老師事件的升級

最近,××政法大學的楊老師有點煩,他被他的學生告到公安局,說他是反革命,而公安局已經立案。這樣的嚴重的罪名,嚴重的事態,無非是他在講課的時候,批評了中國文化,而且語涉政府。

這年頭,學生告老師,從來不是個新鮮事,老師上課稍有不慎,被哪個學生一個小報告打上去,過兩天,學校就要找你談話了。但直接將老師告到局子裏,而且居然能讓公安局立案偵辦,好像還很少聽說。

學生能不能告老師?當然可以。現在的老師,早就沒了師道尊嚴,如果老師觸犯了法律,做了類似收受賄賂、占女學生便宜的事,學生當然可以告,而且應該告。

可惜,縱觀海內,學生告老師,還真的就不是這些事。我所在的人民大學一位著名的金融學教授,涉嫌股市內幕交易,還是外麵的股民嚷出來的,學生,即便炒股的學生也一聲不響。看來,我們的學生,對於教授們真刀實槍的不法之舉,都有較強的免疫能力,見怪不怪,就是喜歡讓怪自己去敗,打死也不說。同樣,對於那些內容陳舊、言語乏味、聽了不惟沒有任何收獲、純屬浪費時間的老師,這些學生也相當有忍耐力,從來不想想這些老師才真的侵害了他們的權益,既浪費他們的時間,也浪費他們的金錢(學費)。反過來,一些學生的政治覺悟倒真是高,對老師的言論,嚴格把關,告了又告,這不,學生告老師的一幕,眼看就升級了。

大概這些學生和立案的有關部門,忘記了××政法大學是一所大學,被人告發的老師,是在課堂上講課,大學本應有學術自由這回事的,即便有些人心裏對學術自由不以為然,但麵上總得講究一下。學生認為老師課上講得不對,當然可以討論,也應該鼓勵學生討論,甚至當場批評老師的觀點,都無不可。比如老師批評政府,批評中國文化,你可以捍衛政府,捍衛文化,怎樣捍衛都沒問題,但因觀點的不同,把老師告到公安局,道理何在?而公安局竟然為此立案,難道從此以後,大學的學術觀點問題,要由警察來斷嗎?

我們曾經有過一個全民互告的時代,兒子告老子,妻子告丈夫,有密告,有明告,或者批判大會上當眾揭發的。據說,這是對反革命分子最有威攝力的震撼,隻要被批判者在家裏甚至夫妻間床上講的那點事被揭發出來,人的防線就一下子崩潰了。當然,也有很多人尚未變成反革命,經過覺悟特高的同事、同學、鄰居,也包括學生和家人的告發,最終變成反革命的。

這樣的全民互告,並沒有因為“文革”的結束而告終。我剛到人民大學,擔任一個本科班的班主任的時候,領導告訴我,一定要在班裏培養一些積極分子,讓他們隨時把班裏同學的情況定期向你彙報,學生積極分子能彙報什麼呢?無非是誰講了什麼話。據說,這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學生管理方式。我想,大概就是這種管理方式,最終引導我們的學生把老師告到了局子裏。

我本來以為,“文革”結束以後,中國人因言而獲罪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隻要不公然煽動推翻政府,學術上有些不同意見,不會再惹上官司。現在,我發現我實在太樂觀了,完全低估了傳統管理模式對學生和老師的影響力,即使在講究和諧的今天,在一個人們已經習慣了互相敵視、互相告發的文化環境裏,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有可能。

找不著北的師生關係

在中國談師生關係,是一個糊塗的話題,不說還好,一說就亂,因為大家心目中的師生,大抵不是一回事。當年在鄉下替人代課,有的農民會對你說,這孩子調皮搗亂,你就往死裏打,打不死就行。然後再對我的學生說,老師就是父母,不聽話揍你沒的說。顯然,在這些農民心目中,還有過去天地君親師的影子,有意無意,把師生看成五倫中的一倫了。

其實,在古代社會(明清為例),老師也分檔次,有些檔次的所謂老師,沒有人真的把他們當倫理關係中的老師來看的,比如那些本身就沒多少文化,隻能教村裏孩子識幾個字的三家村學究,說起來也是老師,但大家都不會認真地把這種老師當回事,學生跟老師開個玩笑,搞點惡作劇,也沒多大關係。但是那些能夠給學生開講,教學生開筆作文,而且講得不錯的,就不一樣了,如果這些老師本身還有功名,是個舉人或者秀才,那就更得學生高看一眼,日後學生發跡,這些人就是蒙師(啟蒙老師)。

更進一步,如果學生考上了秀才,繼續求學,無論進書院還是自投名師,這段生涯裏的老師,一般就具有相當固定的意義了,屬於授業老師,嚴格地講,韓愈《師說》裏的“傳道授業解惑之師”,就是這些人。當然,最具法定價值的老師,是科舉途中為你判卷而且最終錄取你的那幾位,無論房師還是座師,都是一個人生命真正具有倫理意義上的老師,一輩子都不能背棄,否則不僅會背上千古罵名,而且很可能被治罪,有的人,老師死了還要守製(辭官不做,結廬守墓)。

在古代社會,所謂的師生,實際上是師弟(老師和徒弟),無論講課,還是平時相處,大抵一對一。

現代化在中國的體現,開初最主要的就是興學堂,所謂學堂,就是西式學校。西式學校的教育方式,是開教室上大課,師生之間不是一對一的關係,加上洋鬼子不懂什麼叫五倫,老師自然也不把自己當五達尊(中國有學堂之初,無論教會學校還是官辦學堂,都有很多來自東西洋的老師),因此,師弟開始變成師生。有刻薄者,如馬一浮就說,西式學校,等於商號公司,計鍾授課,鈴響輒止,有若買賣,交易而退,各不相幹。

其實,即便西式學校,個中的師生,麵目也不盡相同,上完課各不相幹者固然有之,但是師生關係密切、猶若師徒者也大有人在,吃在老師家、住在老師家者有之,拜師行跪拜大禮者,也有所聞。特別有福或者無奈的,老師看上了,就作主把女兒嫁給學生的事,也不少見。

1949年以後,師生關係又是一變。一方麵,當老師的要思想改造,文化批判,老是擱在台上不是檢討就是挨批,師道之尊固然談不上,欲求各不相幹,也不可得。一方麵,另一種國外的教育模式蘇聯模式的引進,教師作為某種理念的灌輸者,具有更多的工具性,離傳統“師”的身份,距離更遠。

好在,這種日子終於結束了,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我們這個民族現代化的起點,隻是,凡是在曆史上走過的,都留下來自己的痕跡,有些人幻想著回到古代,重建師弟關係,老師對學生的關心不多,可老師的架子不小,一擺就像皇帝或者老子。還有些人遵循西方式的不相幹主義,上完課走人,學生是誰,想要什麼,全然沒有幹係,即便是研究生和導師之間,一年到頭也見不到一次麵。有個高校裏的經典笑話,說是某導師在一次學術會上,認識一個學生,發現他頭腦清楚,思維敏捷,還特別乖巧,於是建議說,你報考我的博士吧!不承想該學生回答,我就是您的博士生呀!其實,這不是笑話,而是實事。

當然,如果師生關係特別商業化和功利化的,老師則對學生特別巴結,比如高校辦的各種掙錢的班,比如高官來讀博士等等。

同時,前蘇聯式的工具模式,也沒有拍屁股走人,眼下正如火如荼進行的本科評估,無非是檢查各個高校的教師,是否嚴格按照程序,把知識或者真理或者標準答案,合乎標準地灌輸給學生。這樣一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世界,方寸大亂,就跪而言,有學生跪老師的,也有老師跪學生的。

如果說上麵有什麼導向的話,那麼一方麵是工具主義,鼓勵教師做工具,不僅中小學力行灌輸,連大學本科,甚至研究生博士階段的教育,都中學化,或者叫灌輸化,把導師的自主性降低到最低。一方麵則是老板主義,鼓勵導師當老板,學生給導師打工,導師給學生發工資,不僅理工科如此,人文社科也如此,導師拿不到課題,給學生發不了工資,就別帶學生。前一種模式,師生是漏鬥和瓶子之間的關係,後者則是老板和打工仔的關係。真正能讓學生尊敬的,教師的學問和責任心,在這兩種關係裏,基本上是沒有的,好像也不需要。

畢業生之於母校的榮與恥

除非一天學沒上過的文盲,差不多是個人就有母校。母校雖然不及母親對一個人來的重要,但在人的一生中,影響絕對非同小可。人的社會化過程,有多半是在各個層次的母校中完成的。就像一般人都覺得學生時代的人際關係比較單純一樣,母校對於自己的學生,不應有人情冷暖、人麵高低;學生對於母校,按道理,也應該是不嫌母醜、不嫌家貧。這其中,母校的人,都是從事教育事業的,理所應當做得更好一點。

凡是畢業出去的,做得好,固然可喜,可以引以為榮,但做得不好,比較潦倒,甚至犯了錯誤的,也犯不著引以為恥。隻要在這個學校裏學習過,而且畢了業,就說明這個學生已經完成了學業,沒有犯什麼大不了的錯誤,是個合格的學生,作為母校的領導和老師,嚴格說來,隻有引學生的成就為榮的份,而沒有以什麼學生為恥的資格。從某種意義上說,畢業出去的學生之恥,就是母校老師之恥,我們可以為那些犯了錯的學生感到難過,但絕對沒有資格大咧咧地放言哪個學生是我們學校的恥辱。

畢業時是個合格的學生,不等於畢業出去諸事遂順、無災無害過下去。人是會變的,畢業時的老實孩子,在社會上混跡多時,也許可能變成一個違法犯罪分子,畢業時的成績不怎麼樣的學生,很可能出去以後,混得相當好。更為可能的是,某些看上去事業很輝煌的畢業生,億萬富翁,說不定哪天破了產,一貧如洗,某些政壇高官,聲名顯赫,一個馬失前蹄,突然之間變成了腐敗分子,從九天之上,墮入九地之下。這些上天入地的變化,母校實際上都是無能為力的,混得好的學生,可以說自己的成就都歸功於母校的栽培,但母校的老師,自己不能跟著這樣沾沾自喜,否則此人突然混不好了,跌入十八層地獄,那老師是不是也該分擔一點責任?

所以說,現在的學校,尤其是學生最後走向社會的台階——大學,不能太勢利,對於能給自己學校帶來榮譽、資金和各種資源著名校友,引以為榮固然可以,學校的領導和老師也是人,誰不喜歡往自己臉上貼金呢。校慶聚會,畢業生返校,給著名校友一點優待,加點榮光,捧上一捧,也無可厚非,誰讓這些人給母校做貢獻了呢?投桃報李,人之常情。可是,千萬不能動輒說哪個畢業生是我們的恥辱,人家要問,你們憑什麼呢?如果你們覺得此人早就不怎麼樣,那麼當年你們為什麼讓他畢業?

最近,我們著名的××大學的畢業生裏,出了兩個知名人士,一個是地震時自己先逃的範美忠,一個是著名的金融大亨、國家開發銀行的副行長王益。前一個,他的母校的領導,已經放出話來,說是引以為恥,後一個,多少年來一直都是北大的光榮,現在,此公出事了,母校的領導什麼也沒有說,我看,什麼也別說最好,而且連前麵說的,也應該收回來。做事,像一個老師的樣子,別讓自己的學生寒心。

誰能保住教師的職業聲譽?

一年一度的教師節又快到了,照例,媒體上該教師露露臉了。這些年來,教師的聲譽不佳,每況愈下。網上流傳的幾份十大惡心職業排行榜,榜榜都有教師的大名。為了挽回教師的聲譽,有關部門出麵,用數據說話,說現在教師職業還很吃香,有很多人爭著做。顯然,這種說法沒有說服力。當今之世,隻要含金量足夠,什麼職業都有人爭。稅務部門人人罵,但一個職位上萬人競爭。連打出威風的城管,都一樣有人搶著做。過去聽了讓人害怕的殯葬行業,由於收益好,現在據說也成了熱門。

按道理說,雖然說這些年教師這個行業出的壞事不少,社會上能有的壞事,幾乎沒有落下的,但是如果細究起來,其實教師中敗類幹的壞事,並不比其他行業的人幹得更多。隻是同樣一件事,比如正事不做掙外快,別的行業做了,大家無所謂,但教師做了,人們就很痛恨(補課);色狼哪兒都有,但如果教師堆裏出了色狼,人們就會炸窩。

沒錯,自古以來,人們對教師的職業期待,就是比其他職業高。古代五達尊:天地君親師,師占一位。今天則稱人類靈魂工程師,高尚得了不得。別的行業可以沒有職業道德,教師不興沒有。不僅公眾這樣想,連政府也這樣想。否則,三百六十行,幹嘛非得給教師弄個節呢?

然而,可悲的是,教師這職業頭上的榮光,正在褪去。不惟教師有這樣的認識,社會上實際上也是這樣看的。無論哪種行業,在很多人眼裏,無非就是可以用來交換的籌碼。什麼職業辦什麼事,醫生可以走後門讓人入院,交警可以出了事之後通融,稅務人員可以讓你少繳稅,連劇場看門的,都可以讓朋友免費入場。教師用什麼來跟人交換呢?隻能是人們一向視為神聖的職業道德。從有教無類,到有教有類,從一碗水端平,到一碗水端不平,從恪盡職守,到為錢努力。學生,自然也就從教育對象,變成為教師牟利的對象。別的行業利用職權能做的,教師,尤其是那些有職銜的教師或者教授們,也就都能做了。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上其他人,尤其是家長們,這些原本對教師職業有特別高期待的人,實際上起了非常大的催化作用。碰到入學、上學、轉學或者改專業這樣的事,走後門、說項、賄賂就都來了。連送孩子上大學,那些自以為有權勢的家長,也都紛紛走關係,走不上關係的,就直接給班主任塞錢。

更關鍵的是,我們的教育,是一項高度行政化的事業。而管理這個事業的行政部門官員,對教師,其實是當差役來看的。所謂尊師重教,隻是教師節那天的事,過了這天,教師就是可以隨意支使的差役。大學可以為上麵來評估的小秘書,紆尊降貴;中小學也自然要對教育行政部門的官員,擺隊歡迎,大冬天的,不惜讓女學生穿著裙子。

一個被主管部門官員奴視的職業,想不蛻變,可能嗎?說實在的,現在恪守職業道德的教師不是沒有,比起那些無所不為的敗類來,還是要多一些的。可是,教育行業變成衙門的結果是,越是努力做的人,越是沒有好下場,逢迎拍馬、背後無所不為者,反而能飛黃騰達。這是自古以來衙門或者說官場顛撲不破的鐵律。在這種結構性的逆向激勵下,若想守住教師職業的聲譽,不啻緣木求魚。

關於先跑教師

地震到來,教師丟下課堂裏的學生,自己先跑出來,然後又在自己的博客裏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這樣的行為,無論你信仰什麼,都是可恥的。公然宣稱連自己的母親都不會救,尤其可恥。

的確,這位教師教的學生,不是幾歲的孩子,他們有腿,可以自己跑,但是,他們畢竟沒有社會經驗,很可能遇事慌亂,逃生的時候,老師的組織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說先逃算是所謂的本能反應的話,那麼逃出來以後,就應該回去救人。

教師是一個具有較高責任的職業,這責任跟教師的尊嚴和臉麵密切相關。既然選擇了做教師,那麼就要對學生負責。平時如此,生死關頭,尤其如此。我也是一個教師,我相信我在這種時候,能做到盡職盡責,因為,對我來說,尊嚴和臉麵,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換句話說,我丟不起這個人!

真是咄咄怪事,當今之世,就是有那麼多當教師的,什麼都在乎,就是不在乎自己的尊嚴和臉麵,什麼都不能丟,就是可以丟人。丟了人,還或者拚命遮掩,或者以各種名堂來給自己找借口,在丟掉臉麵的腦袋上塗上一層白灰,可悲!

“萬世師表”是金的?

老師這廂收禮,已非一日矣。大學生送禮,中學生送禮,小學照此辦理,現在連幼兒園家長也忙著送禮,不送,自己家孩子都不答應,因為大家都送,有個不送的,就算老師不給小鞋穿,自己渾身都不自在。

既然大家都送,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就得加碼,否則所求肯定不遂。就像晚清捐官,雖然明碼標價,但捐的人多了,真要想坐在官椅子上,還得加錢。

這樣一來水漲船高,禮金看漲,為人師表者,不亦樂乎。

送禮成了潮流,就意味著商機。每逢高考完了,大學錄取之際,各地飯店酒樓,紛紛推出各種檔次的謝師宴,教師節到了,各個商家推出謝師禮品。這不,報上說,今年教師節,有商家打造了純金的微型牌匾,上書四個大字:萬世師表。據說,還是康熙皇帝的手筆。

中國的送禮之風,從來都跟商家的商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從“收禮隻收腦白金”的小打小鬧,到古董字畫市場的畸形繁榮,無不透著商家的機巧。時代變了,商家造禮的本事也與時俱進,老輩人隻聽說有專門的禮品匣子,裏麵裝若幹塊點心,逢年過節,東家送西家,西家送東家。如果想來點大個的,就得專門定製,金佛、金牛、金老鼠之類,大抵也就是專門送幾個高官,普及不得的。過去商家製作禮品,大眾化的玩意,是便於人們走親訪友、禮尚往來,高精尖的則是供少數人特別攻關,根本比不得今天的商家,居然動輒機械化成批生產,要什麼有什麼,連你心裏還沒想明白的,都替你造出來了。

不過,製作純金的“萬世師表”牌匾,專供教師節送禮,還是令人感覺實在太有才了。這四個字是當年康熙送給孔夫子的,孔夫子的傳記我也看了若幹種,沒聽說他老人家變著法逼弟子送過禮呀。我不知道,如果收禮的老師尚有一絲良知,麵對著“萬世師表”四個字,該做何想?做老師的人,難道不知道這樣的收金收銀,是有愧師德的事嗎?師德既虧,如何做“表”?硬要做的話,也許要在“表”字上加一個女字偏旁還合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