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方麵來講，以我們眼前所處的有利地位，解決香港問題不費吹灰之力。我們的一個鄰國大國就曾用武力輕而易舉地鏟除了留在他們國家的最後的一小塊殖民地。可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最信守信義，最尊重對外條約的國家。我們不使用武力，也不使用其他製裁的手段，而是心平氣和地坐在談判桌前，充分尊重香港人民的意誌，采用了前無古人的“一國兩製”的辦法，同英國商定香港回歸的具體措施。真理畢竟會勝利的，正義畢竟會成功的，在不到一百天的時間內，香港就會在分離一百多年以後回歸祖國了。這是我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全國各族人民，以及全世界的炎黃子孫，無不歡騰振奮，意氣風發。我們可以說，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了。
我同澳門的因緣
澳門是好地方，麵積不大，人口也少，但是卻蜚聲全世界。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在四百多年以前，明代的末葉，歐風東漸的突破口就在這裏。許多赫赫有名的向中國和其他一些東方國家傳播西方的宗教和科技藝術的人物，大都是先從澳門登岸，然後逐漸散向中國內地，直到中國的首都北京。鼎鼎大名的利瑪竇就是其中之一。到了清末，孫中山在這裏呆過。了解西方的維新之士，比如鄭觀應等，也在這裏住過。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當時彈丸之地的澳門，仍然是東西雙方互相了解的窗口。
我原來同澳門並沒有絲毫淵源關係，雖然久仰大名，如雷貫耳，但迄無幸會的機會。我並不是一個宗教信徒；但是對佛家講因緣，我卻頗為心折。去掉其中宗教成分，稱之為偶然性也未嚐不可。我的老師吳雨僧(宓)先生有兩句詩說：“世事紛紛果造因，錯疑微似便成真。”根據我八十多年的畢生經曆，我認為這實在是參透人生真諦的見道之言。這裏麵就蘊含著不少的偶然性。
我同澳門產生的聯係，佛家可以說這是因緣，從哲學上來講就是偶然性。幾年以前，我在北京偶然認識了劉月蓮女士，不久就又認識了她的丈夫澳門作家黃曉峰先生。北大校係領導和老朋友、老學生們給我慶祝八十誕辰時，黃先生不遠千裏，從澳門趕來祝賀，實在讓我感愧有加。其後又通過中國文化書院的關係，結識了澳門文化界的泰鬥梁披雲老先生。
提起梁老來，我禁不住要多說上幾句。梁老年齡長我幾歲，是著名詩人、書法家、教育家。他慘淡經營，創辦了泉州黎明大學，為祖國培養建設人才，在海峽兩岸以及華僑界，享有極高的聲譽，被譽為“陳嘉庚第二”。道德文章，彪炳寰宇。然而卻絲毫沒有名人架子，藹然仁者，即之也溫，相與晤對，如坐春風。我們素昧平生，然而卻一見如故。我在上麵講到佛家的因緣觀，難道這不也是一種因緣嗎？
講到因緣，我同澳門的因緣還可以舉一個事例。北京大學劉烜教授曾在澳門大學任教兩年，前幾年一個暑假，由於劉烜教授推轂，澳門大學92文學院學生會赴京團來北大參觀訪問。一群看樣子還不到二十歲的男女大孩子，訪問了我，我們在辦公樓前的草坪上合影留念。這一群大孩子天真無邪，活潑可愛，熱情洋溢，彬彬有禮。在花木蔥蘢、綠草如茵，風光無限旖旎的燕園中，他們簡直像是一群下凡的天使，青春活力的化身，給我留下了永世難忘的印象。那次合影的照片，至今依然擺在我的書桌上，麵對著我。每當我讀寫疲倦，抬眼一看到照片上滿麵含笑的天使們，我立即怡然陶然，疲倦完全驅除，活力又溢心中。再讀寫下去時，仿佛充了電的電池，立即精力無窮，靈感迸發，奇思妙想，紛來筆下。此情此景，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又過了一些時候，我應梁老的邀約，赴澳門參加一個有關東西方文化的國際研討會。會本身當然有重要意義；但是，對我來說，更有意義的、更有吸引力的是會見老朋友。同梁老等友會見時，雙方都感到極大的喜悅和激動，當然不在話下。在會場內外同幾個到北大訪問過的男女大孩子們不期而遇--在他們方麵，也許不是“不期”，而是甚“期”的--他們圍在我身旁，歡蹦亂跳，唧唧喳喳，像一群歡樂的小鳥，笑顏開成了一朵朵鮮花，比在燕園內更增加了幾分嫵媚。我也好像是在異鄉看到了自己的學生，心情十分激動。劉烜教授此時也正在澳大任教，他擠出時間，陪我們參觀澳門名勝，看了看市容，看了蜚聲世界的賭城，從大老虎嘴巴裏走進去，看各種賭博的方式，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以耄耋之年像愛麗絲一樣漫遊一番奇境，成為平生一大奇事，一大快事。
寫到這裏，我仿佛聽到一個無形的讀者的聲音：你不是為一本書寫序嗎？為什麼竟刺刺不休絮絮叨叨地大侃起澳門來了呢？這豈不是下筆千言，離題萬裏了嗎？是的，我是在寫序，而且也並沒有忘記這個“正業”。無奈這本書的作者現正在澳門大學任教，他也是我在澳門的朋友之一，他就是李觀鼎教授。我從澳門回來以後，那裏的人和事太使我激動了。我這樣一個舞文弄墨七十年的老人，早就想寫點什麼了。有點寫作經驗的人都知道，過分激動時是寫不出什麼好文章來的。這份激動蘊藏在我心中，曆時二年。現在一旦碰到要給一個澳門作者寫序的時機，胸中的激動立即迸發出來，有如電光石火，不可遏止，於是就成了“博士買驢，紙滿千字，不見驢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