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古詩十九首》時期所體驗到的還是如長江之水一樣延綿不絕的持續的時間感受，但抒情主體已經能夠將延綿的時令感受與所接觸和想象中的外物變化結合，產生即時的情境式生命體驗，這便是《古詩十九首》奉獻給中國詩歌最新的審美經驗。在敘述方式上，《古詩十九首》審美經驗的時令意識是以情感為尺度，按照情感起伏的節奏剪裁詩思，通過不同時間背景下的空間界麵的物事敘述來興起主體的情思：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鬆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驅車上東門》）
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鬆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裏閭，欲歸道無因。
（《去者日以疏》）
這兩首詩雖然不乏空間方位的轉換，但是，不管是《驅車上東門》還是《去者日以疏》，兩詩中的抒情主體都不約而同地走到埋葬逝者的墳墓場，由是激起人生無常、滄海桑田的生命悲情意識。而生命意識往往具化為一種本能的、真切的時間感受，可見主體還是以時間為縱深經線展開水平緯度的空間物事敘述與組合。值得注意的是，《古詩十九首》中由人生、生命而感發的時間意識還是一種粗放型的、大單元的時間概念。也就是詩中的時間單元較大，最常見的是以自然時令的春夏秋冬節候的變化為基本的節令時間單位，甚至以更長的時間段為單元激發生命感受。“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是這種時間意識的典型表達。比一年四季更小的時間單元，如黑夜與白天，或將一天中的其他更小時間單位對舉而產生的時間流逝感，在《古詩十九首》中是看不到的。“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眾星何曆曆”；“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和“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等詩句中雖然出現了用來指示夜的時間意識的明月和星座（玉衡、牽牛星、織女星），但是沒有產生星夜與白晝相對照的時間遷逝感。
由生命無常所刺激與催化下的時間意識，在《古詩十九首》中是一種普遍的、難以捉摸的、不可化解的遷逝悲情意識。因此，《古詩十九首》的抒情方式整體上是在這種悲情時間意識的直接作用下形成的。時間本不是一種可以直接把握的現象界實體，在《古詩十九首》中抒情主體把它對應於有限的生命曆程，時間由此落實為具象的人生經曆和生命過程。《古詩十九首》中時間意識的主線是對人生無常、生命短暫的切膚痛感體驗，時間的無情流逝、變遷導致對人生、生命與命運把握的無可奈何，進而產生幻滅感、及時行樂的享樂觀甚至求仙得道的飛升思想。如上文引用的《驅車上東門》中的“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不過，遊仙與方外之思在《古詩十九首》中是一種遭否定的、自我麻痹的生命體驗與生活方式，抒情主體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抒情主體的悲愁都是現世的、此岸的真實底層生活感受，而沒有宗教式超世、彼岸的寄托。
重要的是，在這裏通過這種無意識的升仙思想的流露，我們可以體會到《古詩十九首》的抒情展開方式，即一種多維的、網狀的、複合的生命感受，一改民間樂府古辭創作中線性的、單一的抒情進路。這種複雜的基於時間感受的生命意識上承宋玉《九辯》所發明的“悲秋”主題。發展到《古詩十九首》時期，這種生命意識對應於時令之春夏秋冬形成複合的生命體驗——一種建立在個體生命遷逝之悲情基礎上的體驗。其美學意義是，《古詩十九首》的遷逝時間美學徹底置換了莊子所構想的自然而自由的齊物式感性經驗：“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在莊子那裏，生死如同“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純然是一種無生命症狀的四季節令輪回，一種融入大化的自然氣化運動，一種自然規律的演化形式，因此莊子是體會不到由於時令的變化而引起的生命流逝的悲情的。
三、對行旅詩的導引
作為“五言之冠冕”，《古詩十九首》的創作成就在多方麵對五言詩的發展具有典範（paradigm）意義，後世多個五言詩的文類濫觴於此。從連續的詩歌運動進程來看，《青青陵上柏》、《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回車駕言邁》、《東城高且長》、《驅車上東門》、《去者日以疏》等詩作以抒發遊子愁思為題旨的羈旅詩，奏響了魏晉以降行旅詩問世的先聲。從某種意義上說，《古詩十九首》中的羈旅詩本身即為早期行旅詩，因為接下來的行旅詩不但在時間先後與氣質呈現上與之有承續性，而且可以見出古詩抒情傳統的發展與新變。從“時間上”而言，就是《古詩十九首》羈旅詩與建安以來的行旅詩在曆史縱向發展上看，是先後承續關係。至於《古詩十九首》中羈旅詩的精神“氣質”主要表現在：以羈旅詩為代表的《古詩十九首》真實地呈現了一群掙紮在社會底層的文人的陰柔哀婉的情感樣態。這種陰柔哀婉的情感格調在建安及其以後的行旅詩中一變而為“慷慨以任氣”的剛健昂揚，都是個體覺醒後的個性情感氣質的任真表達，他們飽滿、直樸的情感濃度是一脈相承的。溯源性追索可以見出，《古詩十九首》中直樸纏綿的抒情方式上承《詩經》的國風傳統，是《詩經》之“風”一係民間采詩傳統的集萃和提高，且這種氣質對後起詩類產生了持續的影響。劉勰認為《古詩十九首》“直而不野”，鍾嶸說“《古詩》源於《國風》”，都是基於《古詩十九首》之前的創作成就對它的良性沾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