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詩》）
列車息眾駕，相伴綠水湄。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百鳥何繽翻，振翼群相追。投網引潛鯉，強弩下高飛。白日已西邁，歡樂忽忘歸。
（王粲《詩》）
這幾首詩是創作主體騎馬或駕車陪同曹操、曹丕父子暢遊西園之作。在第二首中除前兩句交代遊覽的起因外，其餘六句均從景觀變換上描寫遊曆這座皇家園林的酣暢。從動詞“策”、“馳”、“翔”的連用中我們可以感覺到詩中空間景物明快的節奏變換，因而整首詩似乎來不及駐足停留對美麗的西園作任何細部描寫。詩作正是通過這空間轉換的快捷節奏提示我們，作者與其說是在描寫園林景觀不如說是在記敘（敘述）從遊曆程，但是全詩又是沒有外在附加目的的純粹的遊覽活動。其他兩首，也重在記遊，不過是以“白日忽已冥”、“白日已西邁”來記錄光陰的不經意流逝，來記敘這些充滿期待和愉悅的遊曆。因此這些詩同時兼具行旅詩的行蹤記敘和遊覽詩的無目的性兩重特征，較為經典、微妙地顯示由行旅詩向遊覽詩蛻變過程中的早期胎動。這裏說的遊宴詩的無目的性是指遊覽不受外在功利性行為的驅使（無目的），而能盡情、痛快地享受在遊覽活動中獲得的精神愉悅（合目的性）。這就是康德《判斷力批判》中關於鑒賞（審美）判斷的第三契機——無目的的合目的性：“按照在它們裏麵觀察到的目的的關係”的要點：“美是一對象合目的性的形式，在它不具有一個目的的表象而在對象身上被知覺時。”中國詩歌發展到公宴詩和遊覽詩階段，與原始儒家對詩歌的功利性的人倫政教界定——“詩言誌”漸行漸遠，它們開始作為審美主體的感性體驗的印記和記錄而存在。這一時期的中國古人在遊覽詩中應對自然的方式，似乎可以與《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第四編“世界的發現和人的發現”之“自然美的發現”中關於歐洲人在文藝複興時期對於自然美的態度作一比較，歐洲人直到文藝複興時期對自然美的發現才擺脫來自某種思想的作用，通過旅行和跋涉，從而成為“自然美的親身感受者”。也就是歐洲人對外在自然之美的發現，也是在人們的旅行和跋涉等外在外指性目的不強的活動中的目觀親曆中完成的。隻不過中國人的宴遊活動主要發生在人工建造的園林中，那是一種人為改造過的第二自然。由於早期的宴遊詩和遊覽詩在整體上外指性目的已經逐漸淡出甚至闕如，所以這兩類詩的寫作動機通常隻與主體的某種內在精神需求相關，即時代悲情在士人心裏凝成的塊壘驅使他們以相聚遊玩的方式予以排遣。
濃濃的悲愴總是在閑居獨處時像漲潮的海水一樣朝向主體奔湧襲來，令人猝不及防。而幾個意氣相投者相約在墅園內登高遠望，不失為一種上好的排遣方式：
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閑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翱翔戲長流，逍遙登高城。東望看疇野，回顧覽園庭。嘉木凋綠葉，芳草纖紅榮。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鍾鼎何所銘。收念還寢房，慷慨詠墳經。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陳琳《詩》）
凱風飄陰雲，白日揚素暉。良友招我遊，高會宴中闈。玄鶴浮清泉，綺樹煥青蕤。
（陳琳《宴會詩》）
即使閑散在家內心還是被感傷包圍（“閑居心不娛”），於是相約友人同遊城郭，遊城之餘在內闈暢飲，這便是此類遊覽、宴集的目的，即內在的精神性調適的需要。從長流嬉戲之“翱翔”——像飛禽在碧空飛翔一樣的暢快感覺；登臨高城之“逍遙”——莊子禦風而行般的自由任真，我們完全能夠體會得到抒情主體獲得的快樂體驗。而從“凱風飄陰雲，白日揚素暉”中，我們分明能感覺得到主體在融融春日中暢遊所收獲的愜意與升騰感。如果說這四句是“遊”的過程中所體驗到的愉悅，那麼，“嘉木凋綠葉，芳草纖紅榮”，“玄鶴浮清泉，綺樹煥青蕤”則是在酣暢的遊興情致中所“覽”——觀到的細部景物。可見在早期遊覽詩中“遊”的成分遠多於“觀”的成分，“觀”的生動傳達並未得到重視。因為此時的遊覽詩重在排遣由於時光之流的無情演逝（“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使主體萌生的“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鍾鼎何所銘”之時不我待的時間悲情意識。這種基於時間意識的悲情與特定的遊覽活動產生映帶關係：
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閑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餘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鹹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托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
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恐永不複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複有所述造不？
（曹丕《與吳質書》）
如前判斷，南皮一西園之遊是建安文人集團公宴詩和遊覽詩的主要誕生地，或者至少可以說是宴遊詩集中演繹的場所。但是詩人在詩歌中對遊蹤的敘述遠遠大於對物象的描寫，這固然可以輕描淡寫地解釋為此時創作主體還不完全具備觀物的能力。但是，當時的確已經出現了一些景句，這使顯而易見的輕率答案遭到質疑。其實，從審美經驗中的審美情感層麵來解釋這種現象可能會提供一種令人信服的回答。在早期的宴遊詩，特別是遊覽詩中主宰主體中心之情的主導傾向還是《古詩十九首》以來的基於時間維度的悲情主義，即曹丕在這兩封信中所深感痛惜的“節同時異，物是人非”，“年一過往，何可攀援”的時間意識。遊覽活動的直接動因是將這種隱藏卻湧動在內心的悲情排遣、釋放，於是通過宴飲活動，在空間延展中變換遊蹤來“自娛”。這從心理學的層麵來看也是可以理解的，自閉或獨處一地一景易於使某種不快的情緒加重。也就是說，主體在墅園中所進行的宴遊活動重視敘述遊蹤是為了實現物我情感的交換，通過感物興情來置換、排解難處的心情。總之，遊覽是排遣內心“不娛”——內在精神苦悶的方式，在遊覽過程中主體獲得高峰情感體驗，因此宴遊詩中的情感體驗往往是在情感內部由悲愁到暢快的兩極轉化。從發生學看，早期宴遊詩是遣懷娛情的產物，這是這兩個詩類誕生的重要契機，更是它們的使命，並且這一使命內化為一種情結，令他們樂於登臨宴集。此時的宴遊活動的終極指向還是無目的的，因為此種遊覽活動以及由此而獲得的審美愉悅，外指性目的淡出，遊覽本身就成了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