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馬戛爾尼的到來，“西洋”噩夢再一次攪亂了這位年邁皇帝的脆弱神經。充滿敵意的被征服者漢人會不會與來自大洋彼岸居心險惡而實力強大的西洋人勾結起來顛覆滿洲政權呢？
似乎不能斷言乾隆對於世界形勢的急劇變化，特別是大國的興衰一無所知。需要透過事物的表象，去揭示乾隆皇帝此時真實的心態。中英首次通使的前一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皇帝撰寫了《十全記》，用鋪張粉飾的語言虛誇本來並不都那麼顯赫的所謂“十全武功”。一年以後，當英國使團首次來到中國的時候，他又以故作虛驕的態度掩飾內心深深的憂慮。粉飾浮誇和虛弱恐慌往往是互為表裏的。這個八十三歲的老人越來越習慣於胡謅一些近於荒唐的癡人夢囈，既安撫自己焦躁不安的心靈，也在欺騙那些慣於聽從他的臣民們。他無論如何也放不下“千古第一全人”、“天朝上國大皇帝”的架子，去重新認識中國開始沒落而西洋正在崛起的現實，更不打算改弦更張，發奮圖強；他隻能艱難地撐持著迅速頹敗下去的帝國大廈。為了激勵自己不致消沉，他陶醉於遨遊在對昔日輝煌業績的回憶之中，或為千瘡百孔的帝國大廈再塗上一層層豔麗的油彩。
馬戛爾尼似乎窺破了乾隆皇帝的心曲，他一針見血地說：“康熙皇帝的繼承人並沒有繼承他那種深得傳教士讚揚的對科學技術的愛好。”他認為“朝廷變得那樣自負，它竭力對西方的技術優勢進行保密，它不能不看到這種優勢，然而，隻要它還沒有找到消除這種優勢的對策，它就不想讓中國人了解情況”。
“1793年的大事，是馬戛爾尼勳爵出使北京朝廷”——《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的作者美國人馬士如是說；這一曆史事件對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又何嚐不是如此呢？
鄧達斯外相和馬戛爾尼勳爵未能達到用英國最新的科學技術成就突破乾隆皇帝的心理障礙，以實現開拓東方最廣闊的市場的目的，也未能達到向最強大的東方陸上國家的君主炫耀武力，令其懾服的初衷；結果適得其反，乾隆皇帝更加堅定了緊緊關住中國大門的既定方針。
當曆史的腳步已經走到18世紀即將落幕的時候，乾隆的想法或許還有存在的可能。從中國方麵講，正像乾隆向英王宣言的那樣：“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對外貿易盡管對中國來講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對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市場經濟的培育和發展，意義更無可估量，但從整個中國著眼，還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大國。乾隆皇帝在北京紫禁城裏的決策，恰恰以此為基點，而不可能像英倫三島的英國那樣熱衷於發展和保護海外貿易。所以孤立地看，乾隆把國門關起來，或做有限的開放，仍存在現實的基礎。他隻不過在繼續做著世世代代從未被驚破的以華夏為世界中心，以天朝上國大皇帝自居的美夢，而有所不同的僅僅是猜忌與防範漢人和外夷勾結在一起的政治方麵的考慮而已。
從英國這個西方霸主來說，想要在此時對中國動武還稍嫌實力不足。馬戛爾尼此行的目的落空了，但從另一角度看——他與中國的決策層和上層人物有了一次直接的廣泛的接觸。他走遍了帝國最富庶的東部地區，他搜集了中國海岸線和其他國防要塞的珍貴情報資料——這次外交使命又可以說取得了意外的收獲。這位英國勳爵並未受惑於乾隆刻意渲染的國家繁庶、軍備整飭的表象，而以敏銳的洞察力窺破了古老的中華帝國的虛弱本質，得出了與深居宮廷的西洋傳教士截然不同的結論：
清帝國好比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它之所以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沒有沉沒，僅僅是由於一班幸運的、能幹而警覺的軍官們的支撐，而它勝過其鄰船的地方，隻在它的體積和外表。但是，一旦一個沒有才幹的人在甲板上指揮，那就不會有紀律和安全了。
馬戛爾尼推測了英中關係在未來幾十年的可能走向：“如果中國禁止英國人貿易或給他們造成重大的損失，那麼，隻需幾艘三桅戰艦就能摧毀其海岸艦隊，並製止他們從海南島至北直隸灣的航運。”其連鎖反應則是：“朝鮮人將馬上會獲得獨立”，“從孟加拉隻需稍稍鼓動，在西藏就會引起動亂”，“俄國將有機會在黑龍江流域建立統治權並攫取蒙古諸省。”他還預言：“英國從這一變化中，將比任何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