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後中國被西方列強宰割的觸目驚心的圖景已經被這個英國勳爵勾勒出來了！
乾隆皇帝和帝國精明的大臣以及滿腹經綸的中國知識精英同與中華文明異質的西方文明的接觸還剛剛開始。他們完全想象不到，一個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時代即將開始了。這個世界將沒有任何正義和公理可言，通行的規則是強權政治和實力外交，隻不過要披上什麼“貿易自由”、“主權國家平等”、“永恒正義”之類的漂亮偽裝。
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九日，英國使團成員乘坐的風動力“獅子號”軍艦從廣州黃埔啟碇，破浪回國。
四十八年以後，當乾隆皇帝的愛孫道光皇帝曼寧當政時，蒸汽動力的英國軍艦又駛向了廣州，但這次他們不是朝拜中華帝國君主的和平使者，而是要用大炮轟開緊緊關閉的中國大門。
公元1793年，中國乾隆五十八年，在大不列顛把中國當成一個強大的、獨立的主權國家給以足夠的尊重，期望通過和平的外交途徑以談判打開中國大門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可能對自己的命運做出更明智的選擇呢？
這首先應該回答：究竟什麼是“明智”的選擇。
所謂“明智”，就是通過與英國使臣的外交周旋，爭取到有利於我們發展綜合國力、能夠在即將麵臨的殘酷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的條款。這正是中國最根本的最長遠的利益。
有沒有可能做到這一點呢？答案是肯定的。
英國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派出使臣來中國，就是要與我們談判的。既要談判，就要妥協。英國在認定了自己根本利益長遠利益之所在後，甚至打算放棄眼前利益無限的鴉片貿易，在包括覲見禮儀在內的其他方麵也準備采取靈活的態度。不幸的是，中國方麵沒有做出相應的表現，沒有在諸如開放寧波、天津等口岸、改革對外貿易體製等方麵做出無損於己，卻有利於本國經濟發展、綜合國力提升的讓步。從表麵上看，似乎英國人對三跪九叩的堅決抵製極大地激怒了高度自尊的大皇帝，最終導致了這次可以部分改寫世界曆史的重大事件以失敗而告終。但問題的實質在於，當時中國人昧於世界大勢，對國家和民族根本的長遠利益還沒有明晰透徹的理解，而主宰中國命運的乾隆皇帝把愛新覺羅皇統的延續和大清江山的穩定看得至高無上，因此而確定了拒絕與英吉利使臣談判的愚蠢的方針，從而痛失了這次寶貴的曆史機遇。
1793年，如果乾隆皇帝能夠明智一點；如果乾隆皇帝不是那樣固執地堅持覲見的禮儀，而施以英國來使以足夠的恩惠……那以後的中國曆史又當如何書寫呢？
不幸的是，曆史是不能重新回到它某一個起點的。
曆史隻能是人們鑒古而知今的一麵鏡子。
三、歸政的無奈
乾隆六十年（1795年），是乾隆皇帝以“皇帝”名號在位的最後一年，也是他君臨天下一個周甲以來罕見的多事之秋。
這一年一開頭便有異兆。正月初一，四海同慶，萬象更新，卻恰逢日食；十五天後，正當普天共渡元宵佳節之際，一輪圓月又被蝕去了大半。上天相繼示警，臣民中隱隱有一種一個朝代的統治行將結束的不祥之感。
日食和月食，在當時已可以預測。早在二三十年以前，長於算學的皇六子永珞已推測出“丙午（乾隆五十一年）、乙卯（乾隆六十年）皆正旦日食”。在欽天監任職的西洋人也在事先奏報“乙卯朔望俱值剝蝕”。但身為天子的乾隆皇帝仍然不敢以天道運行的規律使然這樣的想法寬慰自己。他降旨停止了元旦禦太和殿接受諸王百官朝賀的大典，靜下心來虔誠地思索著用人行政方麵可能存在的闕失。
當年冬天，全國以至東藩朝鮮天氣奇寒，京師尤甚。民諺所雲，“臘七臘八，凍死寒鴉；臘九臘十，凍死小人兒”，竟成了觸目可見的現實。烏鴉凍死了，樹木凍死了，小孩凍死了，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男婦也熬不過風雪交加的漫漫冬夜。自進入臘月以來，每天淩晨，步軍統領衙門屬下的番役都要從街道上，特別是施粥廠門外，收集起一具具“倒臥”，集中送到郊外掩埋。除夕前一日，來京參加禪位大典的安南國使臣竟凍死於會同四譯館內，禮部奏聞，乾隆惱怒不已。
更令皇帝煩悶的是，經過乾隆初張廣泗血洗之後已然平靜了六十年的苗疆地區兵戈又起。貴州“逆苗”石柳鄧，湖南“逆苗”石三保、吳半生、吳八月勾結作亂，“苗疆大震”。皇帝任命福康安為雲貴總督主持鎮壓苗亂之後，曾極力往寬處想。按占星家的說法，正月朔、望接連發生日食和月食，是為“兵象”；如果當年隻不過一隅不穩，調動師旅前往征討，並非壞事，因為此舉可以“小兵消大災”。皇帝當然讚同此說，他還舉出“自漢迨明，其事屢驗”為證。最近一次朔望剝蝕在乾隆五十一年，當時“逆首”林爽文跳梁台灣，福康安領兵一到，海疆平靖，全國亦未發生大變。不過，這一次統帥雖然還是福星高照的福康安，但戰事的進展卻極不順利。為此，皇帝能不憂心忡忡嗎？他時時擔心發生“大故”——自己在禪位之前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