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乾隆皇帝精心營建，以作為歸政後退閑頤養天年的，包括養性殿在內的寧壽宮，算是國帑虛擲了；圓明園內的長春園亦建而未得其用。對此，太上皇帝曾抱愧地寫過一首題為“問津堂口號”的小詩：
四十年前問津處，知還出岫寓心書。
長春園建斯無用，日引月長過在予。
誰也不敢質疑的事實是，在太上皇乾隆有限的餘生中，始終占據著本應嘉慶皇帝“宵旰寢興”的養心殿。據太上皇自己強辯，說什麼“仍照常居此，非惟自便，兼欲便於大小臣工也”。在另一處他說得似乎更坦率一點：“予即位以來，居養心殿六十餘載，最為安吉。今既訓政如常，自當仍居養心殿，諸事鹹宜也。”
乾隆的留戀權力，在當時就有各種傳聞。據來華朝鮮使臣所述，乾隆當內禪時，並不想將“大寶”交給嗣皇帝：
傳禪時，“臨當受賀，高皇帝（按指乾隆）不肯與大寶，則劉墉止賀曰：“古今安有無大寶之天子？”遂即入奏高宗曰：“陛下不能無係戀天位之心，則傳禪可已；傳禪而不與大寶，則天下聞之，謂陛下如何？”半日力爭，卒大寶而出，始行慶賀禮。
劉墉是乾隆朝名臣劉統勳之子，時任吏部尚書，以剛直聞名於世。乾隆禪位若真的不肯交出“皇帝之寶”，劉墉挺身進諫並非全無可能的。但傳位大典，缺少乾隆父子授受“皇帝之寶”這一幕，令人難以置信。乾隆授寶一節，在傳位大典前早已奉旨議準，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十六日皇帝諭旨中說：
朕紀年周甲，於丙辰（嘉慶元年）元旦舉行授受大典，王公等及文武百官慶賀禮成，本應筵燕，但是日朕臨禦太和殿授寶後，嗣皇帝禦殿登極，若於是日複舉行筵燕，儀節未免繁縟，是以初四日特舉千叟宴盛典，臚歡申慶，宣愷頒酺，即以示元正授政。
據此，不僅可證傳位大典前半個月乾隆已明示“授寶”，而且，嘉慶元年（1796年）正旦傳位、登極大典的當天也沒有舉行照例的“筵燕”，而是改在正月初四千叟宴時一並舉行了。朝鮮使臣所記上述傳聞不盡可信，不過，外間畢竟多少窺知一點乾隆有“係戀天位之心”，於是才造出種種流言。
“係戀天位之心”不僅從太上皇乾隆未移居寧壽宮一事可以得到某種暗示，而且傳位嘉慶皇帝不久，太上皇即通過敕旨，明白無誤地宣告：“大事還是我辦！”
嘉慶元年正月十九日黎明，朝鮮進賀使李秉模接到禮部知會，即速前往圓明園。太上皇帝在“山高水長”召見朝鮮、安南、暹羅等國使臣。“山高水長”在圓明園西南隅，那裏樓閣層疊，登樓臨瞰，遠山如黛，樓前則是一片開闊地帶，每年新正在這裏陳設各色彩燈，施放焰火，以款待來朝的各國使臣及蒙古、回部王公等。當朝鮮使臣午後趕到這裏時，太上皇即命前來覲見。朝鮮使臣李秉模記述了乾隆以太上皇身分召見屬國來使的情況：“禮部尚書德明引臣等及冬至正、副使至禦榻前跪叩，太上皇帝使閣老和珅宣旨曰：‘朕雖然歸政，大事還是我辦。你們回國，問國王平安。道路遼遠，不必差人來謝恩。’通官以我國音傳於臣等。”李秉模回國後，還向朝鮮國王彙報了太上皇召見時侍坐一旁的嘉慶皇帝的狀貌舉止：
新皇帝狀貌和平灑落，終日宴戲，初不遊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則亦喜，笑則亦笑。
這個朝鮮使臣接著含蓄地說：“於此亦有可知者矣。”“可知”什麼，他沒有說。其實，嘉慶皇帝在太上皇旁邊如影隨形的舉止，除了表明嗣皇帝韜晦之狀外，正好作為太上皇“大事還是我辦”這句話的生動注腳。
太上皇帝乾隆為什麼如此熱戀權力？
如果僅僅用權力可以保障窮奢極侈的享受來解釋的話，可能會失之膚淺。須知清帝為“家法”所拘，自有“勤政”傳統；而“勤政”二字，對清朝皇帝而言，不能完全視之標榜。康熙飽嚐為帝之苦，所言尤為深切：
朕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嚐少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僅勞苦二字所能該括耶？諸葛亮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人臣者，惟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無可旁諉，豈臣下所可比擬？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政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遊自適。為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鞠躬盡瘁，誠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