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更是個苦行僧式的皇帝，他白天接見廷臣，引見官弁，夜晚燈下批閱奏折，往往至二鼓、三鼓。全部朱筆手批，有的數十言，有的數百言，甚至有多至千言的，從無一字假手於他人。臨禦四海的十三年間，僅批閱有關重大軍政事務的機密奏折即不下四五萬件，處理過的日常政務的題本就更不知凡幾了。乾隆皇帝恪承“勤政”家法，雖極盡人間享樂，但並未因此而貽誤或荒疏政務。他終生保持著卯刻（晨五一七時）起床的習慣，冬天夜長，五更剛盡，天色漆黑一片，皇帝已經從寢宮起駕了。長期入直軍機處的趙翼對乾隆勤政有生動描述：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長夏時天已向明，至冬月才更盡也。時同直軍機者十餘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詰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則每日輪一人早入相助，謂之“早班”，率以五鼓入。平時不知聖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上自寢宮出，每過一門必鳴爆竹一聲。餘輩在直舍，遙聞爆竹聲自遠漸近，則知聖駕已至乾清官，計是時，尚須燃燭寸許始天明也。
趙翼於是感慨地說：“餘輩十餘人，閱五六日輪一早班，已覺勞苦，孰如上日日如此？”皇帝的勞苦當尋常無事時猶如是，一遇大戰事，軍書或深夜馳遞宮門，就休想安眠了。趙翼這位深悉內情的軍機章京記述說：“當西陲用兵（指準回之役），有軍報至，雖夜半必親覽，趣召軍機大臣指示機宜，動千百言，餘時撰擬，自起草至作楷進呈或需一二時，上猶披衣待也。”
乾隆晚年，一夜隻能睡上五六個小時，到四鼓時就醒了，在床上輾轉反側等待天明上朝時。皇帝也曾感到為帝之苦，想過平民之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在一道題為《晏眠》的小詩中說：“質明乃夙興，斯苦向誰語？問不早朝人，其樂誠何取？”因此，乾隆早就表示過自己盼著“倦勤歸老，乃可以釋重負而圖真樂”的一天。如今已歸政嗣皇帝嘉慶，太上皇本來有理由倦勤了，也完全有條件過一種悠哉林泉、置身物外的神仙似的日子，但他仍願意繼續為軍國大政而操勞，似乎讓人難於理解。
人們可能會問，太上皇是不是感到離開權力後有一種不安全感？這種推想如果用在他的父親雍正皇帝身上那是再恰當不過了。雍正在位的十三年間，一天也不能離開權力，甚至不敢遠離紫禁城。因為他感到身邊潛伏著一個又一個強勁危險的政敵，隻有靠手中的權力，才能控製別人，戰勝對手，擺脫像噩夢一樣糾纏著自己的宮廷危機。他嚴肅刻板，感到工作過度，活得很累。盡管如此，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需要，使他自始至終保持著對政治的熱愛，批閱奏折到得意處，往往發出會心一笑。從表麵上看，乾隆皇帝酷似其父，他同樣熱愛政務，熱戀權力，同樣精力充沛地、不辭勞苦地從事各項政治活動，但父子二人內心深處卻有很大差別。乾隆一生不是沒有經曆過各種政治危機，但總的來說，在他身邊足以構成威脅的政治勢力已全部被他削平了，製伏了，像雍正朝那樣險象環生，隨時可能發生宮廷政變的險惡環境已一去而不複返了。作為太上皇，他的至高地位穩如泰山，隻要一息尚存，他的權威就不會有絲毫動搖。嗣皇帝是太上皇所立的仁孝之子，隻要太上皇感到不愜於心，仍然可以隨時把他廢掉，更不去說其他哪一個朝中權臣了。與雍正不同，乾隆的被政治所吸引，是因為政治為他提供了成功和達到目的的手段，為他提供了受到他人愛戴和歌頌的機會。他對主政周甲以來的超邁千古的文治武功誠然十分陶醉，但並未就此而滿足。太上皇對壽躋七旬實現“五世同堂”不滿足，他還期望九旬大壽時喜抱來孫，六世同堂；對“十全武功”亦不滿足，他還期望十全之外有新的建樹。嘉慶二年（1797年）夏，嗣皇帝琰奉敕旨去北郊地壇主持大祀，太上皇則在圓明園齋宮中修省，祈求天父地母像昔日一樣降福於他，他默默禱告：“予荷眷佑之福，武功已紀十全。去冬苗疆平定，現僅餘白蓮教匪四處竄匿。切願天地助朕，將教匪渠首擒獲，指日功成，於十全之外，冀增一全。”歸政以後的太上皇把曆代帝王不敢比肩而立的唐堯虞舜都沒放在眼裏，就連平生最敬服的皇祖康熙皇帝，也以為不及自己。嘉慶二年太上皇曾這樣想過：“予六十傳位，春秋八十有七，精神康健如常，日勤訓政，親見五代元孫，武功十全，諸福備具，隆於皇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