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與和珅刻剝地方大吏，督撫藩臬則取之於州縣，直接“親民”的牧令們便把手伸向無告的羔羊——馴服的百姓身上，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正好借此再分潤點餘膏呢。偶爾有一二強梁者上控，官司落到上蜂手裏，因為自己屁股底下也不幹淨，有誰還想徹底查辦，為民伸冤？州縣熟知百姓之伎倆不過如此，百姓也明白上告必不能自直，那就隻有一條路可走——造反！
湘黔苗民起義還沒有鎮壓下去，盛大的傳位大典剛剛落下帷幕，白蓮教大起義便如同燎原烈火，在長江中遊的湖北地區迅速蔓延開來。平靜了一個世紀之久的中原地區再次爆發強烈的政治地震，長期緊張的各種社會矛盾所蓄積的巨大能量，終於在清帝國統治最薄弱的地區噴湧出來。花團錦簇、烈火烹油的“乾隆盛世”掩蓋下的各種黑暗、醜惡的現象被無情地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國內的煩心事已令太上皇應接不暇，再加上對帝國日益逼近的來自西洋的威脅，其嚴重性也許乾隆比誰都更明白。
而太上皇乾隆既要緊緊抓住權力不放，就必須直接麵對這一切冷峻嚴酷的現實。然而，他在部署撲滅教匪叛亂的同時，還能再做些什麼從根本上革除流弊的“大事”呢？退一步講，即使他想使已積重難返的社會重新煥發出青春活力，那也如同他的衰老之軀能返老還童一樣，不過是個神話。
太上皇應該作的事確實太多了，但他在三年“訓政”時期，除了遊宴頤養之外，所作的兩件“大事”隻有“望捷”和“祈雨”而已。他在繼續粉飾，不願讓天下臣民在紫禁城輝煌的落日餘輝之外，再看到不祥的硝煙。
有“二皇帝”之稱、太上皇的第一寵臣和珅所作的首要大事是幫助太上皇粉飾。封疆大吏們，特別是川、楚、陝、豫、甘五省鎮壓教匪叛亂的領兵將領及當地督撫提鎮，向太上皇密折奏事，要同時錄一個“副封”（即副本）給和珅。更為嚴重的是，此時眾望所歸的阿桂已然病故，和珅高踞首席軍機大臣之位，更加膽大妄為，他把軍前將領奏報軍事不利的密折扣壓下來，以免攪擾太上皇安泰怡然的心境。太上皇已不能像以往那樣及時地獲得足夠的準確信息，因而應變能力急劇下降。和珅似乎還算不得什麼機心深遠的巨奸大滑，他幾乎用全副精力去周旋太上皇，對日益迫近的殺身破家之禍並未事先做出切實的防範。
有“皇帝”名號的嘉慶則事無巨細“唯皇爺處分”。這個近不惑之年的皇帝對乾隆季年的種種痼疾並非沒有清醒的認識，不過，他深知還不到自己當家作主、大刀闊斧改革時弊的時候。時下自己該做的是，規規矩矩聆聽太上皇訓諭，灑灑脫脫陪伴太上皇遊宴，沉默忍耐，甚至對和珅也要忍讓三分。嘉慶皇帝正全神貫注於藏鋒匿芒，以行韜晦之計，他怎麼肯向太上皇自陳政治的闕失呢？
嘉慶皇帝身在其位而不謀其政，太上皇帝不在其位偏要謀其政，而事實上已沒有足夠的精力謀其政，竊弄權柄的和珅其意也不在於謀其政。如此一來，偌大的一部國家機器，由於發動機部分近於癱瘓狀態，就隻能靠著慣性維持著低速運轉。
這就是太上皇訓政三年零三個月的大清帝國的政治。
極富統治經驗的太上皇乾隆對帝國的窘境不能說沒有任何感覺，撫今追昔，他也流露出內心深處的愧疚之意。嘉慶元年春天，太上皇帝臨幸留下他祖父康熙足跡，也留下昔日輝煌的種種回憶的南苑舊衙門行宮，他憑窗凝望，往事又一幕幕浮現在腦際，不禁用低沉的語調吟誦著：
十二齡茲八十六，七旬有四此煙光。
春風秋月曾無改，意樂心憂曷有常？
外靖內安思昔詠，殲苗平楚致今忙。
依然書屋憑窗坐，慚愧人稱太上皇！
太上皇回憶起自己十二歲那年，隨皇祖康熙皇帝來到舊衙門行宮時的各種情景，不禁感慨：時光真快啊，轉眼之間已是八十六歲的皤然一老翁了！他繼續回憶起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春天駐蹕桃花寺行宮時，亦如今日一般憑窗俯眺。時隔二十年了，太上皇依然記憶猶新。那時他正急切盼望著金川之役最後勝利的捷報，但見紅旗一點，由遠及近，從柳蔭中躍動而來，那是將軍阿桂平定金川的報捷紅旗，頓時整個行宮歡聲雷動，這該何等地激動人心啊！可如今呢，仍是桃紅柳綠的春天，仍是以焦灼的心情憑窗遠眺，可那“殲苗平楚”的報捷紅旗何以遲遲不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