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嚴恭寅畏，弗懈益虔，每遇郊壇大祀，躬親展恪，備極精棰，不以年齒日高，稍自暇豫。中間四詣盛京，恭謁祖陵，永維創業之艱，益切守成之懼。萬幾躬攬，宵旰忘疲，引對臣僚，批答奏章，從無虛日。各省雨暘豐歉，刻縈懷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軫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錢糧者五，漕糧者三，積欠者再，間遇水旱偏災，蠲賑並施，不下億萬萬，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賴天祖眷貽，海宇升平，版圖式擴，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緬甸來賓，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爾喀，梯航所至，稽首輸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滅。
在用最美好的詞句，鋪陳了即位以來的業績後，對已成燎原之勢的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猶不忘加以粉飾：“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籌筆勤勞，日殷盼捷，已將起事首逆緊要各犯，駢連就獲，其奔竄夥黨，亦可計日成擒，蕆功在即。”
似乎無須多言，人們自可看出這祖孫兩代皇帝在思想境界上的差異。
有人可能會說，乾隆《遺詔》當出自和珅的手筆，因此其中難免諛頌之詞。乾隆《遺詔》是如何產生的？由於缺乏可靠的史料，已很難判斷。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這件《遺詔》準確地體現了乾隆在生前對自己的評估，幾乎每一條都可以援引乾隆的有關諭旨、禦製詩文等來印證。這裏隻想著重說說所謂“十全武功”。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以允準廓爾喀國王修貢、停兵、議和之請，勝利地結束了廓爾喀之役。乾隆皇帝親撰《十全記》，第一次提出了在位六十年的“十全武功”，就是“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
乾隆朝武功之盛，在當時及後世都是公認的事實。兩次平定天山以北準噶爾蒙古的戰爭和平定天山南麓回部（維吾爾族）上層叛亂，對於我國版圖的最後奠定，以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都堪稱前無古人的偉大功業，對此給予怎樣高的評價都不為過。兩次廓爾喀之役，也是完全正義的反侵略自衛戰爭，其結果是穩定了西藏地區政治動蕩的局麵，加強了朝廷對藏地的控製。作為上述各次戰役最高統帥的乾隆皇帝雖有失誤，但能獨排眾議，決策用兵新疆，當戰爭進入關鍵時刻，乾隆往往深夜披衣坐待軍報，動至達旦，遇有緊急軍情，即使夜半，也必召來軍機大臣、軍機章京指示機宜，動輒千百言，這無疑是應永垂青史的。但乾隆為了誇示武功之宏偉超絕，競醉心於把某些並不光彩的戰爭也硬拉在一起，拚湊成所謂“十全大武功”，則實在令人遺憾，令人難於理解。
所謂“武功”，在傳統的觀念中，一般指開疆拓土的大征伐，其敵人當然是武力強悍的異國或境內其他民族。一次一次地從全國抽調大兵，橫渡台灣海峽，去鎮壓不堪貪官汙吏殘虐揭竿而起的以林爽文為首的台灣漢族人民起義，勝之不武，還腆著臉把“靖台灣”列入“十全武功”，實在讓人齒冷！前後兩次金川之役為的是鎮壓居住在四川省西北部、大渡河兩條支流——大金川和小金川一帶藏民的動亂。這塊方圓數百裏的土地上，跬步皆山，鳥道羊腸，直插雲天的峻嶺上積雪終年不化。當地藏民驃悍尚武，工擊刺之術，因此自古不敢輕言征剿。第一次大金川之役進展艱難，乾隆一怒之下殺掉了總督張廣泗和經略大學士訥親，最後派出的經略大學士傅恒也隻能憑借宿將嶽鍾琪的聲威，以招撫草率了結。乾隆並未接受教訓，於是有第二次大、小金川之役，前後用兵長達五年之久，消耗軍費近七千萬兩白銀。如果加上鹽商富賈們捐輸的軍餉、臨時設立的“捐納事例”所得，總數恐怕突破白銀億兩，相當於清政府每年最大一項財政收入——地丁銀總數的三倍。就是這樣，戰爭也打得極為艱苦。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六月，官軍統帥溫福的木果木大營被藏族武士襲破，大量軍器輜重損失之外，陣亡、被俘文武官員兵弁四千餘名。溫福中槍，墜馬而亡，他的紅頂子和花翎亦被搶走，作了大金川首領索塔木的戰利品。五年中間，十幾萬帝國大軍就這樣與人戶不超過三萬的兩個藏族部落反複鏖戰，盡管乾隆可以舉出用兵金川的各種理由，並把兩次“掃金川”列入“十全武功”，但這實在是一場選擇了錯誤地點、錯誤的對象，曠日持久而得不償失的戰爭。如果說台灣、金川之役還能勉強搞些獻俘午門、奏捷宗廟、紫光閣圖功臣像、勒石樹碑以誇詡武功之類的花樣，那麼，對緬甸、安南的兩次戰爭就隻能靠粉飾以至撒謊掩飾敗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