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對解縉的“臧否十臣”很是重視，便將他的種種評價轉告了太子。太子很感興趣，又開出兩個人名兒，一個是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就是建文時敢於直指“帝過”的那位禦史；另一位也是東宮官，即右春坊右讚善王汝玉。此二人皆受太子倚重。太子遂召來解縉，請他對這兩人予以“臧否”。解縉又說：“昌隆君子也，無奈量不寬容；汝玉乃文翰中不易得之才，可惜有市儈之心。”
常言道“病從口入，禍自口出”。盡管解縉對十二位大臣的評價，並未摻雜個人的好惡，且經過時間的檢驗，他的這番一針見血的評價也基本正確，從而得到了仁宗（當年的太子）的歎服。但他想過沒有，他會因此而得罪人呢？
比如，李至剛因此便與解縉結下了仇冤。李至剛嗣後不久“坐事”下獄，從獄中出來後降職為禮部郎中。他開始尋找機會，對解縉中傷、傾陷……
解縉是一位天才。洪武二十一年，十九歲的新進士解縉曾受到洪武帝愛重，授中書庶吉士，常令其侍於禦前。太祖說：“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對朕有何進言，當知無不盡。”他憑著年輕氣盛，當天就上了“萬言書”。隨後又上了《太平十策》。但他指陳洪武帝“讀書過雜”，又什麼“進入不擇賢否，授職不量重輕”雲雲。洪武帝雖稱讚他的才華，卻將書奏一笑置之。
後來，這位恃才傲物的庶吉士，因為擅闖兵部索拿皂隸（不知皂隸因何事惹惱了他）；又因路遇太監毆打“小黃門”，他挺身而出遮護弱者；且還糾纏到張三李四狗咬貓撅的是非之網裏。終於被人們告到皇帝那裏。洪武帝皺皺眉頭，便將他攆回家去，叫他“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
過了八年，洪武帝去世，建文登基，解縉急火火地入京師求職。有司一看，先帝令他在家“進學”十年的期限還未到呢！便彈劾他“違旨”。又查出他的母親剛喪未葬，而其父也已年過九旬，他是不能“舍親遠行”的。於是，他官未求到，反被謫徙河州衛當了吏役。
“天生我才必有用！”解縉暗暗鼓勵自己。他當然不甘心在河州衛當一位吏役的。便又走了禮部侍郎董倫的門子。由董倫推薦，被召回朝中，除授翰林待詔。他認為從此也便有了施展才華的機會。
然而，好景不長，建文又“遜國”了！解縉倍感傍徨。甚至曾經與他的老鄉、同仁胡廣、王艮、吳溥一起，慷慨地陳述大義，差點兒自殺殉節。不過，後來他還是跪倒在了燕王的腳下。
他沒辦法不變節呀！他的解釋是：死不足惜，惜的是滿腹經綸……
“天生我才必有用！”果然如此。適逢新帝登基，求賢若渴，不僅未究其罪，反將其召入“文淵閣”，把總裁《太祖實錄》的重任放在了他的肩上。書成之後，得賜銀幣。以後又因為總裁編纂《文獻大成》而得到禦賜的金綺衣，使他這六品官享受到了與尚書同等的待遇。而且，連他的夫人也得到了赴柔儀殿覲見皇後的榮譽。
總之，永樂二年、三年，應該是他最得意的時期。是他人生的頂峰。登頂之後，就該走下坡路了。
他哪裏知道，就因為極力主張立朱高熾為皇太子，因而引起了朱高煦的仇恨。他更不會想到，皇上對太子其實並不中意。相反地，朱高煦倒是在皇上那兒日益得寵。而他又不識好歹，千不該萬不該又跑到皇上那兒多嘴多舌，指責漢王“恃寵驕縱，禮製逾越太子”，他說這是漢王與太子爭天下的可怕的前兆。這話可真是觸動了皇上最敏感的神經。於是龍顏大怒：這不是欲離間我家骨肉嗎？從那以後，解縉就失去皇上的寵信了。
這時候，朱高煦、李至剛、陳瑛，或許還有其他人，正在悄悄地準備收拾他。而他渾然不覺。
但是，當《永樂大典》的編纂進入到第二階段，亦即皇上請來了七十高齡的太子少師姚廣孝之後，解縉這個既有才，又狂傲，既表裏洞達，又城府太淺，既直言敢諫，又口無遮欄，總是莫名其妙地惹是生非的大才子，才預感到他倒楣的日子開始了。
似乎是永樂三年深秋。解縉記得天氣是越發涼爽了的。這是應天的最佳季節（應天的夏季太熱，被稱為“火爐”），也是做文墨的人幹活兒的好時候，執筆的那隻手連同小臂已不會將汗水滴落到紙上，而入的精力亦比暑期要顯得旺盛些。文淵閣裏十分岑寂，隻能聽到翻動紙頁的窸窣聲和偶爾才有的咳嗽聲。
文淵閣雖比它前麵的文華殿要矮，也沒有文華殿的輝煌，但麵積卻比文華殿要大。這座長方形的建築裏用屏風分成大大小小許多格子間，解縉、楊士奇、黃淮、胡廣、金幼孜、楊榮等內閣成員，以及選調來編纂大典的一些翰林院官員，都在這裏辦公。此外，這裏還相當於一座皇家圖書館。到處是書架，觸目皆是書。在這裏空間是被充分地利用了。這裏一年四季充溢著的是墨和紙的香氣——有人說紙無香氣，那隻能說明這個人還不是“書蟲”，稱不上真正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