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去湖北曾多次與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李達晤談。毛澤東第一次在東湖客舍下榻時，對前湖北省委副秘書長梅白說：“有一個人要見我，你們誰也不能擋駕。”梅白問：“哪個？”“你猜”，毛澤東莞爾一笑。梅白想了想說：“是不是李達同誌？”毛澤東道：“我叫他鶴鳴兄，他叫我潤之。隻要他來，隨來隨見。”
李達第一次見毛澤東時，他想改口喊“主席”，可又不習慣，便連連“主”了好幾次，“席”字還沒跟上來。毛澤東見狀製止說：“你主……主什麼？我從前叫過你李主任嗎？（中共“一大”上，李達被推選為中央宣傳局主任）現在我喊你李校長好不好？你過去不是叫我潤之，我叫你鶴鳴兄嗎？”二人入座後，李達麵有愧色地說：“我很遺憾呀，沒有同你上井岡山，沒有參加二萬五千裏長征。”毛澤東道：“你遺憾什麼？你是黑旋風李逵，你比他還厲害。他隻有兩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有李逵之大忠、大義、大勇，還比他多一個大智。你從‘五四’時期，直到全國解放，都是理論界的‘黑旋風’，胡適、梁啟超、張東蓀、江亢虎這些‘大人物’都挨過你的‘板斧’，你在理論界跟魯迅是一樣的。”
送走李達以後，梅白問毛澤東：“您能否公開評價一下李達，把您剛才的話發表出去？”毛澤東說：“他是理論界的魯迅，還要我評價什麼？曆史自有公論！”
由愛國主義到馬克思主義
李達號鶴鳴，1890年10月2日出生在湖南零陵縣一個佃農家庭。弟兄五人，隻有他才得到了讀書的機會。上了幾年私塾後，他在十五歲時考上了公費的永州中學，開始接觸了一些新知識，知道了列強的侵略和清廷的腐敗。有一次，學生們接到長沙來信，裏麵有“徐特立斷指血書：號召人民起來參加反日救國運動”的內容。大家群情激昂，在操場集合議決了兩條辦法：抵製日貨和練軍事操。以後每逢帝國主義向清廷提出亡國條件時，進步師生就舉行集會，呼口號、發宣言，但每次都以被壓製而告結束。少年的李達積極參加這些活動，產生了愛國思想。
1909年，李達考進了京師優級師範，途徑漢口、上海、天津時，他看見到處是外國的兵艦、商船、租界、軍警、銀行、教堂，悲憤地想到中國已經不是中國人的中國了。他立誌學習科學知識，複興祖國。在北京求學時，辛亥革命爆發了。他抱著“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強烈願望，考上了留日公費生，東渡扶桑，到東京第一高等師範學習理科。但是，事與願違。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教育和對中華民族的侮辱使他難以忍受，國內的情況也越來越糟。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21條時，留日中國學生義憤填膺，決定開大會，發通電，堅決抗議。可是，連會場都很難找到，剛開會就被警察驅散。積極參加這些愛國活動的李達感到“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夢破滅了，亡國的慘禍迫在眉睫。出路何在？當時他是茫然的。後來，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使他看到了希望。當時日本進步人士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還很零碎，加上書報檢查機關的刪削查禁，使他無法係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從報刊雜誌上還是讀到了不少有關十月革命的消息和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開始產生了對十月革命的向往。
在大約一年半的時間裏，李達以火一樣的熱情攻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第一卷和《國家與革命》等馬列著作，學習了大量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成了克思主義的篤信者。他還以艱苦的勞動翻譯了《唯物史觀解說》、《社會問題總覽》（注：以上兩書由中華書局於1921年出版）、《馬克思經濟學說》等著作，向國內作宣傳。其中《社會問題總覽》一書達21萬字。1920年3月，李大釗在其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通告上，把李達譯的《馬克思經濟學說》列為學習文獻。這時，而立之年的李達在時代潮流的激蕩下實現了由愛國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飛躍，走進了中國第一批共產主義戰士的行列。
《社會學大綱》——中國第一本馬列主義的教科書1923年夏，李達在上海與陳獨秀因國共合作問題吵翻後，仍回長沙主持自修大學的工作。盡管他離開了黨的組織，但仍把提高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作為他一生的奮鬥目標。當年11月，自修大學和《新時代》刊物被軍閥趙恒惕封閉後，環境比較險惡。當時，李達夫人王會悟已有身孕。為了不拖累丈夫，王會悟帶著年僅兩歲的女兒回到浙江家鄉，不久，在嘉興生下了兒子李心天。李心天剛滿半歲時，王會悟又帶著兒女回到長沙。李達則到公立法政學校、湖南大學、湖南第一師範大學講授唯物史觀，宣傳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的問題。後來，李達將這些學校中講授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內容編成《現代社會學》一書，於1926年6月由湖南現代叢書社出版。反動派將其視為“洪水猛獸”。國民黨反動派的“通輯人犯”名單上開列的“罪惡事實”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學教授，著有《現代社會學》，宣傳赤化甚力。”而革命者卻十分歡迎這本書。國民黨將要出師北伐，這本書非常適合革命鬥爭的需要，一時在廣大革命軍人和進步學生中廣為流傳。這本書至1933年再版了14次。解放後，賀龍元帥見到李達時，還提起這本書的事。他緊緊地握住李達的手說：“你的《現代社會學》寫得好啊！我當時也得到了一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