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有人指出：“中國研究馬克思及辯證唯物論，要以陳獨秀、李大釗、李達為最早，最有貢獻。至於今日，一死，一囚；所以隻有李達了。在今日介紹成績最佳，影響最大，當然是李氏。”
1937年4月，筆耕堂書店出版了李達的重要著作《社會學大綱》。這本書是作者獻給黨和黨所領導的抗日軍民和其他愛國誌士的禮物。該書的主要內容是闡述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同時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經濟學也有相當份量的論述，其中對國家公共權力、國家機關的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社會主義社會民主等問題的研究，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行政管理學的萌芽。李達提出的無產階級國家必須堅持共產黨的指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國家機構的組織形態和活動方法要適應無產階級專政任務轉向經濟建設的需要進行改變等觀點，至今仍放射出真理的光芒。這部42萬字的書是當時第一次以教科書形式公開出版的一部馬列主義巨著。
當時，在國統區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是要遭恐嚇、逮捕，甚至掉腦袋的事情。李達十分注意鬥爭的靈活性、巧妙性。書名雖叫《社會學大綱》，而內容則是以曆史唯物主義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因為列寧說過，唯物史觀的創立，“第一次使科學的社會學的出現成為可能”。因此，把論述曆史唯物主義的著作稱之為《社會學大綱》，是名副其實的。不過，當時國統區學術界一般來說並沒有這種知識。他們隻知道從歐美引進的社會學，因為這種社會學“無害”，甚至有利於國民黨的統治。所以書名叫《社會學大綱》，就可以保險，讓它堂而皇之地進入大學的圖書館和課堂。
李達把毛澤東當成學術上的知己。每逢他的著作出版，如條件允許，他都要千方百計地給毛澤東寄上一本，請毛澤東指正。而毛澤東也是李達著作最忠實的讀者之一。他對李達的著作稱讚備至，有的書不隻讀一遍，而是讀許多遍，並且在書上詳細批注。當毛澤東在延安收到李達寄去的《社會學大綱》一書時，極為興奮，在陝北陰暗的窯洞裏，借著煤油燈微弱的光亮，把這本書整整看了十遍，並在書眉和空白處寫下了一萬多字的批注。他在給李達的回信中，盛讚“這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並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號召黨的高級幹部都來讀這本書，還向延安哲學研究會和抗日軍政大學推薦了這本書。後來，毛澤東還對秘書郭化若說：“誰說山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湖南零陵就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961年8月25日下午，正在廬山的毛澤東派車接在廬山休養的李達去他住所進行了一次長談。在談話中，毛澤東又一次肯定了他的《社會學大綱》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教科書，在當時起了很大作用。當李達說那是在“國統區”用“奴隸的語言”寫出來的，沒有《實踐論》、《矛盾論》那樣鮮明集中、通俗易懂時，毛澤東說，我哪有你的係統呀，我把《大綱》讀了十遍，還作了好多眉批，可惜後來行軍丟失了。可見此書對毛澤東的影響之大。毛澤東在致李達的信中，還希望他盡可能多寄些書去延安，並熱情稱讚李達夫婦：“你們是真正的人。”李達一家人圍坐在一起悄悄地讀著毛澤東的來信時，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李達激勵地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潤之也。”後來，李達在與尹世傑等同誌解釋“真正的人”時說：“真正的人，就要真正堅信馬列，就要真正宣傳馬列，就要真正堅守馬列主義理論陣地。”李達作為一個忠誠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戰士，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幾十年如一日地為真理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