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以前，雷沛鴻為提高中等學校學生的素質，在廣西創製國民中學，前後十多年，最多曾建校79所，為此掀起軒然大波，一時毀譽皆來。毀之者將其簡單與壬戌學製類比，稱其為二二製，把國民中學的前期稱之為次等初中，後期稱之為次等高中攻其學生“畢業之後，無由升學，欲求深造，殊覺困難”。譽之者將其比喻為一枝紅杏出牆來，創製國民中學“這一著在全國中學教育開一新紀元，確值得喝彩”。然毀者多而譽者少，譽不敵毀，這次創製最終在當時的時代和社會條件下，以失敗告終，最後全廣西僅存兩所。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雷沛鴻創製國民中學的理論與實踐卻並沒因歲月的流逝而使人忘卻，而是越來越閃現出卓越的教育家雷沛鴻超前的思想光輝，可以清楚地看到，實際上這是一場主張素質教育與主張應試教育的兩種教育思想的較量，它雖然失敗了，但卻給今天開展素質教育以深刻的啟迪。
樹立正確的辦學指導思想
應試教育是一切為了升學，為考而教而學。中學因為承擔雙重任務，所以為升學而教而學，往往也使人難辨是非，甚至為其推波助瀾。這樣一來，中等教育就進入了死胡同，它的一切弊端和危害就不可避免地產生。雷沛鴻批評這種一味偏重升學準備的中等教育，學生“一經畢業離校，複入家門，恍如隔世；至少對原有生活，他們總覺不慣”，以至成為“高等遊民”。當時是“世變日亟，國難方殷”，民族危機深重，國家需要人才，民族亟待振興，這樣的“中等學校整個的製度，殊不免令人失望”。因此，雷沛鴻要創製一種新型的中等學校，它“不隻教育青年能升學，而且能就業；不隻能治學，而且能治生；不隻能知所以做事，而且知所以做人”。這就是國民中學，它的目的是要提高學生的素質，從而提高全民族的素質。這種辦學指導思想，對我們今天開展素質教育，無疑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改革課程體係
辦學指導思想要具體體現在課程體係上，課程體係的改革，是應試教育能否真正轉變到素質教育上來的重要一環。雷沛鴻批評一味偏重升學準備的中等學校，“惟盲目地集中於國文、英文、數學三科的書本知識的傳習”。他為國民中學設計的課程體係是：人文學問，側重曆史、語文；自然科學，為一般文化陶冶，不宜過早專攻；勞動生產，應注重農業實習及農業推廣；地方建設，應輔導中心國民基礎學校的教育活動，設法多參與以縣為自治單位的地方自治事業。新的課程體係“以愛國主義為靈魂，以生產勞動為骨幹”，避免繁瑣分科，務求學習透徹，能力的提高，使學校教育與社會實際、社會需要溝通。這是注重素質提高的大課程體係。今天改革課程體係開展素質教育，也可以借鑒雷沛鴻為國民中學設計的這套課程體係。
組織實施
我國現行的普通教育的六三三製，從形式上來說還是1922年頒行的壬戌學製的延續，已有七十多年，但不一定非得以它為正宗。為了開創在普通教育中實施素質教育的新局麵，完全可以從實際出發，采用形式靈活、富於彈性和創新的新學製。雷沛鴻創製的國民中學曾實行過兩種學製，前期實行二二製，後期實行三一製。二二製規定，前二年修業得結業，結業生經有一年以上服務或職業經驗後，得升入國民中學後期繼續學習，經過後兩年的修業得畢業，可委任為公務人員，或投考高一級學校，前後兩期構成國民中學的整體。國民中學從1942年下半開始，實行三一製，前三年基本上以學習打基礎的文化知識為主，第四學年重點進行實用教育，將學生分為農業推廣、合作事業、地方自治和國民教育4組，使學生受到職前訓練，學到實用本領。前三年的文化知識學習與壬戌學製的初中三年學習不同，依課程規定每學年各有一個學習中心，每修畢一學年課程，如因環境需要被派往指定地點服務，或自行參加農、工、商等業，便得呈請休學（一年為限），以解決社會經濟問題。國民中學這兩種學製形式不一樣，實質都是為了提高中學生的素質，與壬戌學製比較，都更具彈性和靈活性，更有創新精神。這兩種學製對我們今天改革中等教育製度，實施素質教育都有借鑒意義。但三一製可能更貼近今天的現實，更有參考價值。
樹立正確的人才觀
新創製的國民中學，根據這樣的課程體係、這樣的學製培養出來的畢業生是不是人才？不同的人才觀有不同的回答，不同的回答，當然也就對國民中學有了不同的態度。相當一些抱著正統觀念的人，對國民中學畢業生頗不屑一顧，認為這些人“學識有限，出路複隘”、“上不足言升學，以成深造之材，下不足言應世，以厭平庸之望”，對國民中學當然是請予裁撤了。雷沛鴻卻認為，“依我們的看法，由中學升入大學者，固可視為人才；由中學出而服務於社會者，仍可視為人才”，國民中學逐步推行於全廣西乃至全國，讓農村廣大青年都有接受國民中國教育的機會，使他們成為當地建設的基層幹部，這些都是可貴而急需的有用人才。當前進行素質教育的阻力之一，也因一些抱著陳舊的人才觀，認為進不了高等學府的就不算人才，造成千軍萬馬擠高考獨木橋的狀況。雷沛鴻的人才觀，對引導這些人走出認識的誤區，支持開展素質教育，不無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