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沛鴻的教育生涯中，有著豐富的富於獨創性的教育理論和實踐，特別是他推行普及國民基礎教育運動，創製國民中學，建立西江學院，從理論到實踐，形成了頗具特色的國民教育新體係。隨著對雷沛鴻教育理論和實踐研究的深入，國內外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及研究者形成共識，雷沛鴻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應占有顯著的位置。
中國近現代百年史，是受帝國主義列強欺淩、宰割的屈辱史，也是中國人民奮起反抗外來侵略的鬥爭史。雷沛鴻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的教育家，由此而產生出強烈的使命感，“沉陸未必由洪水，誰為神州理舊韁”。他以投身教育來實現救亡、救窮的理想，以教育來振興中華民族，以效拳拳赤子之誠。
教育有亡國的教育與救國的教育之分。蔣介石要學生埋頭讀書，教師埋頭教書，不準提抗日，不準關心國事，學生要求抗日，從事抗日活動，就派軍警、特務逮捕、鎮壓，進行迫害，這是亡國的教育，雷沛鴻反對這種教育。雷沛鴻在江蘇教育學院任教時，學生到南京請願抗日，他與俞慶棠先生到車站給學生送行。
雷沛鴻是個有鮮明愛國立場和態度的教育家，他主張實行的是“為明恥教戰動員全體民眾，以參加全麵的及長期的民族鬥爭而保衛民族生存”，“以生產教育為國民基礎教育的骨幹，愛國教育為國民基礎教育的靈魂”的救國教育。這是適應抗戰需要，從學製到教學內容方法都改革的新教育。雷沛鴻救國的教育主張，與毛澤東同誌提出的“抗日的教育政策：改變教育的舊製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製度、新課程”是一致的。
從事救國的教育，以教育來挽救民族危亡，振興中華民族，是雷沛鴻久已有的夙願：“十五年前我當時在美國留學，就有同樣感覺，並許了一個心願。這個心願是：第一，我願意盡能力所及，設法使一個理想的學術製度及早成立；第二，在其中集中人才，從事於救國愛民學術之研究……”、“九·一八”事變後國難日亟，雷沛鴻實現這個願望的心情日漸迫切。但是，在蔣介石到處鎮壓學生參加抗日民主運動的險惡形勢下，雷沛鴻要實現自己的救國教育的心願談何容易。這時，與蔣介石政權形成半割據勢力的廣西李白黃新桂係打出了抗日的旗幟，做出抗日的實際行動，因此吸引了雷沛鴻，他回到廣西與新桂係合作。
雷沛鴻回到廣西任教育廳長，與新桂係合作，表麵上看固然因為廣西是雷沛鴻的故鄉，雷沛鴻回故鄉任職是理所應當的。當然，這隻是一個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新桂係抗日的主張和態度，國難日亟，雷沛鴻報效國家的使命感，這二者的結合，才是雷沛鴻回桂任職的主要原因。
還在30年代初，新桂係看到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情緒，為順應時勢的發展，出於與蔣介石政權分庭抗禮的需要，新桂係表現出了與蔣介石不同的抗日的姿態。如1932年日寇進犯上海，19路軍奮起抵抗，發生“一·二八”事變。蔣介石不但不給19路軍以增援和補給，而且還命令全國軍隊都不準援助19路軍，違者以抗命論處，扣壓一切民眾為19路軍募捐的物資。新桂係參加的西南空軍，卻不顧禁令，飛往杭州助戰。19路軍被迫撤離上海後，蔣介石與日方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上海停戰協定》，李宗仁等通電反對協定，斥責蔣介石的妥協投降行徑。
又如1933年春，日寇攻占熱河後，繼續向河北、察哈爾等省進犯，張家口成立了民眾抗日同盟軍，由馮玉祥任總司令。蔣介石不但不支援同盟軍抗日，反而喪心病狂地派出16個師，勾結日軍夾擊民眾抗日同盟軍。這時，新桂係不但通電指責蔣介石對同盟軍用兵，要求落撤兵，而且還給同盟軍以物質援助。馮玉祥對此非常感慨：“廣西省李白黃三位先生響應我的抗日，通電彙來10萬元小洋是作為抗日軍費的。誰都知道廣西的軍隊是最困難的，他們能這樣的慷慨好義，就是表現了他們的真正的愛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