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膺孫中山理論，投身辛亥革命
1906年，雷沛鴻來到革命中心廣州求知，結識了鍾榮光、朱執信、謝英伯、潘達微等人，這對他參加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嶺南學堂中文總教習鍾榮光對雷沛鴻“講了許多關於中山先生組織興中會的經過和革命活動”，使他受到鼓舞和啟發，非常向往孫中山提倡的民族主義革命學說。在朱執信的指導和影響下，雷沛鴻“懂得了中山先生的民主主義平均地權的道理”，更加堅定走上革命道路的決心。謝英伯和潘達微則是雷沛鴻在香港參加同盟會的介紹人。入盟後的雷沛鴻立即投入革命活動之中，追隨朱執信等人。在廣州軍、學、商界做宣傳鼓動工作，運動新軍，參加倪映典領導的新軍庚戊起義及黃花崗武裝起義。在後一起義中，負責保管寓仙湖街始平書院軍械炸藥。這是同盟會“儲藏軍械的重要機關”，雷沛鴻忠於職守險遭不測。武昌起義後，各省份獨立響應。雷沛鴻與同仁精心策劃，促成陸榮廷在南寧獨立，加速瓦解了清廷在廣西的腐朽統治。為使新舊政權交替得以銜接，保持社會秩序。建議南寧軍政府設立交通部，任部長，下設征集、調查、宣傳三股，以征集民軍為首要，“一以厚北伐之兵力，一以靖地方之治安”。嗣後，又與其堂兄雷鯤池（在漢）同赴南京，“覲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報告廣西獨立運動經過情形，深得嘉許。”雷沛鴻參加辛亥革命，頗得時人好評：廣西革命分梧州、桂林、南寧、柳州四區，勺年走擘劃於其間者”，以南寧雷沛鴻等人“為最力”。這段奔走兩廣，參加辛亥革命的經曆，為雷沛鴻與孫中山在思想上保持深層聯係，打下了基礎。
詮釋國民革命真義，貫徹黨化教育
1924年10月10日，從歐美學成回國就職於上海國立暨南學校的雷沛鴻為學生作了《雙十節的真諦》的演講。演講中，他從教育角度，指出辛亥革命具有雙重意義：“其一是民族運動；其二是民治運動。”並深刻闡述：民族運動有內、外兩種功能。對內“要求民族統一”對外要求實現“民族自決、自治和獨立”。揆諸現實，辛亥革命的使命還未完全實現。必須努力奮鬥；“以對內言：我們在一方麵，必須謀掃蕩一切封建及藩鎮的勢力，以掃除民族統一的障礙物；我們在他方麵，又必須依最進步的方法來組織和運用全國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及社會生活；務使中華民國成為一個完全發展的民族國家。以對外言：我們在一方麵，必須除去一切不平等條約的羈絆；在他方麵，必須鞏固國防和充實國力，務使中華民國在國際家庭內立在平等地位。”並結合時代需要，闡釋辛亥革命的民族意義。他闡述民治運動即“在辛亥革命以後之中國內，不但是一種政治，而且是一種新社會秩序。”並大體就其輪廓作了勾勒：（一）促進中國的產業化，以改進原有農村生活；（二）將現代科學帶到民間去，以改進生產技術；（三）將藝術帶到民間去，以善用休閑時候；（四）注意民俗的改善，以培養民治社會的道德基礎；（五）對尋常百姓應有極端依賴和信仰，盡量設法使他們享受法律的自由；（六）對於尋常百姓有極端依賴和信仰，盡力引導他們參與實際政治；（七）篤信“人人有均等機會，無人有特殊利益”的原理，首先努力於教育機會的均等：（八）篤信“人人有均等機會，無人有特殊利益”的原理，繼續努力，並期以百年，徐徐謀實現政治機會、經濟機會的均等於中華民國。
1926年。正當國民革命方興未艾之際，雷沛鴻應菲律賓大學之邀，作了題為“教育與社會”的報告，據教育與社會互動原理，詮釋國民革命的性質與時代意義。這場革命是“依照孫總理的遺教，以消滅代表封建勢力的舊軍閥，來重新建立中國的新秩序，使中華民族得到新的生機，以完成中國為近代式的國家，不但要實現真正的民主政體，而且要根本改造中國的經濟組織，以適應世界潮流。”關於教育與社會關係，他指出：“在一方麵，我要宣告新社會秩序，將隨革命運動而來臨；在他方麵，我要提示教育的任務，將隨革命運動而打動民眾的心坎，變動民眾的一向對於政治的態度，而且最後感動民眾的政治生活而趨於動”；並特別強調教育對社會秩序建設的功能，“新秩序的建設，尤須賴教育以完成其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