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黨化教育思路清晰，有宗旨、有方針、有政策和互相配套具體計劃，應是全國最早最有組織和計劃者之一。廣東高要人周作福所說：‘哉國三民主義教育宗旨未確立以前，廣西在民國十六年已經開始實施‘黨化教育’——實在開了三民主義教育的先河。”故而，1927年7月，“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蔣夢麟等草定的《黨化教育大綱》，為黨化教育有具體辦法之始”的說法似可商榷。人們對黨化教育不滿，因為其意識形態色彩過濃，但從具體的曆史環境去看，有一定的必然性。楊汝熊認為，“到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統一中國時期，一方麵承襲著過去軍隊的政治訓練工作及民眾運動的興起的影響；另一方麵有感於訓政時期開始後訓練民眾，使用四權及完成地方自治的必要。於是民眾教育運動萌芽以後，便無形中采取了政治教育為其中心的工作。”此外，黨化教育作為“社會的教育學說”之一種，與雷沛鴻在美國留學時所學的教育社會學理論互相呼應，強調教育與政治、社會相結合。對當時教育脫離現實是一種矯正，也使廣西乃至全國教育，第一次有了明確的宗旨和方針，對廣西教育事業的發展產生了影響。1933年9月，雷沛鴻第三次任廣西教育廳長，繼續將黨化教育中的“教育的大眾化”作為全省的教育方針。
探索辛亥革命與民眾教育關係
受孫中山“喚起民眾”遺囑和北伐的影響，教育部命將上世紀20年代興起的全國的平民學校一律改稱民眾學校，平民教育讓位於民眾教育。這段時期，雷沛鴻在民眾教育的重鎮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任教授兼實驗研究部主任。1930年9月，他認為要使孫中山“必須喚醒民眾”的遺囑能夠實現，“就非先從成人教育著手不可了”。偏重成人教育，是雷沛鴻民眾教育思想的特點，為當時有影響的一家之言。教育界都知道民眾教育與“喚醒民眾”的關係，問題是如何從教育學理上闡明民眾教育與孫中山思想以及辛亥革命的關係。對此，雷沛鴻進行了探索。
首先他以社會學的理論對辛亥革命的性質作了新的闡釋。1930年10月，在《辛亥革命與民眾教育》一文中，除繼續原來辛亥革命是民族運動和民治運動觀點外，特別強調其社會變革的意義。辛亥革命“不是單純地朝代更替，反之，他是政治革命，依之，即以創造新政治秩序。……將欲使新政治秩序確能實現於中國，我們非努力於創造新經濟秩序、新道德秩序及新社會秩序不為功。因此之故，辛亥革命雖以破壞為方法，卻以建設為鵠的。這是要說，我們中國人民因為不滿意於中國固有政治、經濟、道德及社會的舊秩序，所以特用革命的手段，以促進新政治秩序、新經濟秩序、新道德秩序及新社會秩序的產生。由此類推，我們可知大凡所謂‘革命’不應專以破壞為工作；反之，它卻應多注意於建設工夫：甚至創造工夫。”理解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將辛亥革命看作是以政治革命為主，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在內的廣義的社會結構變革，在內涵上較辛亥革命是一次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實際上是經濟革命）的通常說法，要豐富和深刻。第二，革命不僅是破壞，而且是建設，尤其是創造的觀點，既是作者對辛亥革命後軍閥武人借革命之名，行私利之實，造成社會動蕩現實的針砭。也是對孫中山的革命是破壞，更是建設思想的重要闡揚。
其次，從社會教育理論上。論證了民眾教育與辛亥革命之間的密切關係。雷沛鴻認為“教育上之社會學的基礎，是以社會學的眼光，審察現實社會，考究當代當地所有急切需要，隨之，即以批判教育政策之當否，複以之指陳教育設施之得失”；“認定大凡所謂教育事業原不過是社會事業之一部分”。用今天的話來說，教育是社會大係統中的子係統，大係統變化，子係統也隨之而變。辛亥革命既然是一場社會革命和社會改造運動，因而“自是中國大規模的民眾教育一個重要淵源”。從動態上來說，教育隻是一種曆程，依之，人們可以尋取行為的道路。試思人人要簡化日常行為。尚須有賴教育，以示途徑；何況革命，何況欲從革命創造政治、經濟、道德、社會秩序於未來中國？如許重要的百年大計，我們安能舍卻教育民眾的大道而弗由？”這就從教育理論動態角度和邏輯上，論證了革命和教育的關係，辛亥革命和民眾教育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