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生命開花”，正是巴金人格力量中最為感人的一點。巴金在許多隨筆、論述、序跋、通信中談到“讓生命開花”的思想。1936年，他在《朋友》一文中寫道：“世間有一種不能跟生存分開的慷慨，要是沒有了它，我們就會死，就會從內部幹枯。我們必須開花，道德、無私心，就是人生的花。”1991年，巴金在致成都東城根街小學的信中也寫道：“有人問我，生命開花是什麼意思。我說，人活著，不是為了白吃幹飯。我們活著要給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添一點光彩，這個我們辦得到，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更多的愛，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時間，比維持我們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隻有為別人花費了它們，我們的生命才會開花……”
匡互生過世後，陶載良挑起了立達的重任。戰亂時期，立達多次遷徙，最後落戶鬆江。1953年，這所私立學校改為鬆江三中。2002年，恢複立達的校名。走進今天的立達，教學樓上刻著校訓：“立己立人，達己達人。”校門右側，草坪中矗立著匡互生、豐子愷、朱光潛、陶載良、劉薰宇的青銅群雕像。五位立達的創始人，似乎正商討著立達的前景。往前走，左側是楚圖南、朱自清的雕像。再向前，教學樓前，是夏衍和吳朗西的雕像。右側草坪中，乃是胡愈之、李叔同、畢修勺的銅像。他們都曾是立達的教師。不知道中國有幾所中等學校能與這麼多大師的名字聯係在一起，在上海，也許惟有立達。生活在大師們的懷抱中，立達的師生們是幸福的。立達的思想與精神，也將會傳承下去。
黃源憶教育革新家匡互生
1924年的暑假，我從南京的一個中學轉學到浙江上虞白馬湖春暉中學。學生宿舍底層中間的一個房間還空著，老同學間盛傳，這是留給本學期新來的訓育主任匡互生先生的，說他是湖南人，五四運動的健將，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火燒趙家樓，他是首先跳進去的，1920年曾在湖南第一師範任教務主任，致力教育改革，是一位有理想的教育革新家。
記不清是開學前後哪一天，晚飯時刻，我們照例進入食堂，八人一桌，全是學生。教師有家屬的都住在校外，自備夥食，單身教師另有食堂，不和學生在一起。大家都在鬧嚷嚷地盛飯，我盛了飯回到座位，突然看到一位身穿夏布長衫，方臉濃眉，兩眼炯炯，身材中等的人在我對麵坐下來，大家都驚異地看著他。
“先生，這是學生食堂……”有人望著他委婉地說。
“啊！我叫匡互生，和大家第一次見麵，我和同學一起吃。”他一手拿碗，一手拿筷子，望著全桌同學和婉地說，帶著湖南口音，吐音清晰有力。
於是大家驚異而不大拘束地吃起來。附近幾桌同學好像忽然發現奇跡似的，朝著我們食桌觀望，回頭議論紛紛。
這確實是奇跡。哪有先生和學生一起用餐的？匡互生和同學在學生食堂一起用餐，這事轟動了全校同學。師生間的一道鴻溝一下子衝破了！
作為訓育主任，一般以訓育人。可是匡互生從來不訓人。校章規定學生宿舍晚上九點鍾熄燈，先生則準時在宿舍的樓上樓下巡視一周，在每個房間門口停一停，從房門的玻璃裏朝裏望一下。我的習慣是電燈熄後，點上蠟燭，繼續看書。聽到輕緩的腳步聲在門口停下來，我抬頭朝房門的玻璃框子一望，肯定看到先生俯下頭朝室內窺視的眼睛。一下又聽見緩步離去的腳步聲。我又低下頭來，借燭光看書。過了十點半，十一點鍾光景，房門上有手指輕輕的點擊聲，我知道先生又來了。這時我好像受良心責備似的，覺得非睡不行了，立刻站起身來，吹熄了蠟燭睡覺。也有時熄燈後走到門口，輕輕地開了門，跟先生到他的臥室裏。我們坐下來，輕輕地談話。談些什麼，已記不起來了。但當時的情景，曆曆如在目前。
匡互生的行動，受到同學的尊敬愛戴，對教師也發生深刻的影響。但校內已有一股不協調的暗流在湧動著，學生中也已感到教職員工中有保守和改革兩股力量在接觸、在較量。在這一學期臨終前，這衝擊卻在我的身上爆發出來了。
已經是二九時分，我記不得從哪裏買來一頂黑色的氈帽，後來知道就是範愛農在辛亥革命後上魯迅家去所戴著的農夫常用的氈帽，有一次我在上早操時也戴著這種氈帽，體育教師一看到，馬上怒氣衝天，勒令除去，說戴這種氈帽不成體統，不準上早操。
“戴著它並不妨害上早操啊。”
“我說不準戴就不準戴。”體育教師用比喊口令更嚴厲的口氣命令著。
“校章上又沒有規定學生不準戴氈帽上早操。”我也用強硬的態度和他論理。
“不管校章有沒有規定，在我的早操課上，就不準戴氈帽。”
這樣爭執著，這堂早操課如何結束，我已記不清。事後學校行政當局要對我作記過或開除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