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互生站出來過問了。保守的行政當局堅決要給處分，匡互生憤而辭職，並且立即離校。全校師生挽留不住。匡互生走出校門，沿著湖邊煤屑路前往驛亭火車站，同學們緊跟在他身後揮淚送行。送行回校後，群情激憤，不知誰宣布罷課，學校當局也立即采取對策，宣布提前放寒假，師生陸續離校了。
現在想來，很清楚，那些正統先生們認為中學生是應該屬於少爺階層的，戴農民氈帽，有失少爺身份，所以非處分不可。我當時是不自覺的，而匡互生明確這是一個侮辱農民的立場問題，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憤而離校了。
“立達”教育思想永存
教育的目的是在“造人”，造成一代“新人！”
20世紀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在上海江灣成立的立達學園，就是以“造人”為宗旨的一個教育園地。
二十多位教育工作者中，多一半是當年“五四”運動中的闖將。他們熱愛祖國，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而不惜犧牲，冒著生命危險，燒了賊巢趙家樓，點燃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的烽火。他們要徹底貫徹發揚民主、改變社會、振興中華的五四精神，認定了“改造人”的教育事業是根本，於是他們在全國公、私立的大、中、小學校去做過事，當過教員。但他們看見學校裏不論是校長或教職員，對於教育都無主張，更說不上有“造就新人，改造社會”的理想。他們隻有各顧私利，勾心鬥角，沒有心思去發展科學，發揚民主，為國分憂，即使為當時人們稱謂的“好學校”，其實也隻是“知識、商識”而已。受教育者與他們的教育者的素質如何，品格如何，全不在教育方案之上。
他們於是下決心來自己辦個學校，以求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一貫“五四”精神。他們堅信青年有如花木，其本性都是要向光明，向太陽生長的，隻看管護人的施肥、灌溉、修理如何，因而取“學校”名為“學園”；又因其以“人”的教育為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故全者為“立達學園”。
辦學校是要錢的，但錢不能阻擋實現教育理想者的步伐。他們都是兩袖青風的一介書生，但也集合了八十元。以後靠借貸，湊足了五百元；有的老師幹脆賣了自己的住宅，得八百元。這樣，在江灣以東站旁修起了四座簡陋的教舍。這就是不到三年，就被時人譽為“北京的北大，上海的立達”的立達學園！
學園裏有分工，但不是頭銜，無論是校長、教師、職工都是學校的主人，都負有訓導學生的責任，同時也負有作為學生的模範的重任。他們生活簡樸，自奉很低，但是自強不息，學習不止。他們所任課的教材，全由自撰自編，決不因循守舊，他們不斷介紹世界各國的新思潮、新發明、新成就，但也不妄自菲薄，鼓勵學生勤奮學習，追趕上去，甚至超越過去。他們在當時，現在也幾乎都是學者名人，但不驕傲，不自滿，待人誠懇謙遜；學識淵博，但在某些內容上仍本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理念，不裝腔作勢。在當時的上海、南京等地的不少學者或有識之士，讚成立達學園的教育思想、欽佩他們的犧牲精神，有的簡直就是看中了他們的為人，紛紛地來參加這個團體。他們也同原有的二十多位老師一樣，教學不取任何報酬，有的還要自貼車錢。立達的老師多是出版社經理或雜誌編輯或者是靠賣稿費生活的人，他們寧願犧牲晚間休息的時間來上課請想想，青年們對著這樣的教師，還能有不被感化的麼？
在教學方法上，他們決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更反對“模鑄式”，即無論什麼功課，都用同一模式去鑄造，他們采取“誘發式”，讓學生自己思維，自由討論，自己研究，養成科學的頭腦。他們要求學生把知識看作圖中繁花，大的小的、白的紅的，中國的外國的，都可兼收並蓄，但要發揮自己的思維，加以比較研究，然後取其優，棄其劣，不要迷信凡是外來的都是好的，要如海邊拾貝，不要被外形的彩色所蒙蔽。
這裏的老師三分之一是留學生，因而學校除了開設英語作為主科之外，還有日語、法語供學生選修，開設外語的目的也在於取他山之石而來攻玉。老師們留學歸來，無論從服飾、飲食、習慣上看，都沒有一點特殊的痕跡。立達學生也有去日本、法國、印度留學的，他們也和老師一樣，帶回來的是知識，是開拓科學研究的領域，是改造社會的大計，沒有一個到了外國就忘了祖國的。
立達學園沒有成文的校規，凡是有關集體的事，如夥食、清潔衛生等都由學生自己負責。學生會的幹事輪流當，使大家都能得到管理集體事務的訓練。學校是個社會的雛形，要能在將來肩負改造社會的任務，就從這裏學習。學習的第一步，從思想深處熱愛集體，熱愛師友，不是為什麼規約所督促而被迫去努力，也不是為爭取名譽而虛偽從事，如果這樣，他的努力必不能持久，也不能收到效益；他必須在老師的誘導下，在集體的互助互勉中，改造自己的“自私”狹隘的個性。學生眼裏有別人的品質，別人的利益和自己的偏私是不能共存的，因而學習為他人的利益而甘願犧牲自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