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就中國的文化教育問題而言，胡適畢生傾注了大量精力對其進行研究，他將西方實用主義的方法論與乾嘉學派的考據學方法會通而形成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思維方式對於學界影響極大。在家庭教育研究方麵，胡適十分注重中西文化教育的融通，他將中國傳統的家訓文化與西方的現代精神相結合所形成的家庭教育觀，有其獨到之處，其思想內涵主要表現在這些方麵。
培養子女的“重學”意識
胡適一向認為做人要有學問，無“學”不足以為“人”。他曾一再引用易卜生的名言，“你的最大責任是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成器”，教導青年“不要拋棄學問”。他也強調“學問便是鑄器的工具，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你自己”。1929年，他十分鍾愛的兒子“祖趔”年僅十歲，胡適便讓他離開北京去蘇州念寄宿小學。當時他給這位遠離家鄉的愛子寫過一封長信，信中他反複教導兒子要“用功”。關於“用功”，他不但激勵兒子在學習上要努力上進，“在班上要趕在一班的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趕在一校的最高一排”，而且他將“剛功”與“立誌”聯係起來，指出“功課要考最優等，品行要列最優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這才是有誌氣的孩子”。
強調子女的“獨立”意識
胡適讓兒子小小年紀就離開家到外地求學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培養兒子“操練獨立生活”。在給兒子的信中，他除了希望兒子能夠照應自己的飲食、冷暖之外，明確強調“最要緊的是做事要自己負責任”，“做得好是你自己負責任，做得不好也是你自己負責任”。事實上，學問確實是胡適衡量人才的重要尺度，但是並非唯一尺度。在他的心目中，人才最重要的標準也是做人最重要的原則乃是人格的“獨立”。他主張做人要有主見、有思想、有個性、有獨立精神，認為做人就是要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要做到“能獨立思想，肯獨立說話，敢獨立做事”。顯而易見，胡適是將“精神獨立”視為人格的最高理想，這成為他家庭教育觀的核心。
注重子女的“合群”意識
關於“合群”，他告誡兒子“你要做自己的事，但不可妨礙別人”，“要盡力幫助別人，但不可幫助別人做壞事”，並特別指出，“合群有一條基本規則，就是時時要替別人想想”。由此可見，胡適主張的“獨立”並不是強調個人主義，他不讚成個人與社會的對立、個人對社會的逃避，恰恰相反，胡適主張的獨立是與他的“淑世”思想緊密相聯的。他所以倡導培養獨立的人格以造就一批“能獨立思想，肯獨立說話，敢獨立做事”的人，正是因為他深深感受到這是“現實中國的最大需要”，培養個人的“獨立”正是為了整個社會更好的團結和合作。
胡適對於子女的家庭教育不僅著眼於其前期的生活和學習，更注重於子女終身的事業與做人。其家庭教育觀的核心是引導子女“自立成人”，成為“自立的人”，這是胡適教育子女始終不變的觀念。胡適的這種獨特家庭教育觀念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曆史背景。
首先是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家訓文化源遠流長，胡適的故鄉“徽州”正是朱熹祖籍“新安”，素有“朱子闕裏”、“東南耶魯”之美稱。作為家庭教育傳統典範的《朱子家訓》在徽州地區更是流傳極廣，影響極深，它幾乎成為整個徽州地區子弟教育的共同取向。胡適的父親是一個深受宋學影響並孜孜服膺於宋學的儒生，母親也是傳統道德的承傳者與示範者。父母的言傳身教對胡適一生影響很深，胡適對傳統道德、傳統文化的認可與接受就是從他所接受的家庭教育開始的。傳統文化也成為胡適家庭教育觀的重要來源，胡適注重培養子女“獨立”的家庭教育觀在我國古代早已有之，如《顏氏家訓》曰：“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能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蔭，當自求諸身耳。”汪輝祖的《雙節堂庸訓》曰：“一仰人鼻息，便終身不能自振，惟豎起脊骨，忍苦奮厲，方為有誌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