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胡適的家庭教育觀受其自身經曆的影響很深。胡適故鄉俗話有雲：“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一二歲，往外一丟。”由於山區生產條件的客觀製約與徽商經濟的外向發展，徽州子弟小小年紀就普遍離家外出，跟人家做生意。胡適雖然不曾當過學徒，但是他耳聞目睹，非常熟悉這種習俗。更為關鍵的是，他早年的自身經曆也十分不尋常。他出生於1891年12月，1895年父親去世時他還不到四歲，1904年2月他僅12歲便隻身去上海求學，從1904年離開家鄉到他母親1918年去世的14年中，他僅與母親相聚過三次，總共不過六七個月。對於這種經曆，胡適感受極深，平生再三談起，在《我的信仰》一文中他說：“（母親）出自她對我的偉大的愛忱，她送我出門，分明沒有灑過一滴眼淚就讓我在這廣大的世界中，獨自求著我自己的教育和發展，所帶著的，隻是一個母親的愛，一個讀書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這種獨自求學和發展的特殊經曆雖然艱辛，但是卻使胡適切身體會到一種家庭教育的成功，這為他後來自覺地認同傳統的重學意識和現代的自立精神奠定了心理基礎。
最後是西方文化的影響。胡適以強調子女“獨立”意識為核心的家庭教育觀主要是接受了杜威“發展智能的個性”的思想，在教育理論上，杜威反對從外部強加的教育目的，主張根據受教育者的身心特點和實際經驗去培養和發展其“智能的個性”。他所謂“智能的個性”，就是指“獨立思考、獨立觀察、獨立判斷的能力”。由此胡適認為獨立是為了個性的發展，也隻有獨立才能發展自己的個性。胡適對兒子說：“你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這“堂堂正正”除了人格獨立，就是他從美國學來的個性主義，包括生活、思想、擇業等的完全自主。胡適雖然主張要培養和發展獨立的個性人格，但又十分讚賞杜威所主張的“須養成共同活動的觀念和習慣”，這就是他所注重培養的“合群”意識。
胡適的家庭教育觀既繼承了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同時也吸納了西方現代文化的精髓。它從子女的“為學”和“做人”著眼，核心是引導子女“自立成人”，宗旨是使子女成為“自立的人”。由此可以看出，真正的家庭教育應該是子女的自我教育，應該是父母為使子女盡早獨立、讓他們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進而成為“自立的人”而進行的輔助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