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文章在《新月》和《吳淞月刊》發表後，立刻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蔡元培稱“大著《人權與約法》，振聵發聾，不勝佩服”。張謇之子張孝若說：“先生在《新月》所發表的那篇文字，說的義正詞嚴，毫無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識見有膽量！這種浩然之氣，替老百姓喊幾句，打一個抱不平，不問有效無效，國民人格上的安慰，關係也極大。試問現在國中，還有幾位人格資望夠得上說兩句教訓政府的話？”他還寫了一首詩贈予胡適，表達了自己的感想與擔憂，並囑咐不要發表。該詩可以在1929年9月10日的胡適日記中找到：許久不相見，異常想念你。
我昨讀你文，浩然氣滿紙。
義正詞自嚴，鞭辟真入裏。
中山即再生，定說你有理。
他們那懂得？反放無的矢。
一黨說你非，萬人說你是。
忠言不入耳，勸你就此止。
這些文章能夠問世，表明當時社會還是有一定言論空間的，針對這些文章，有人提出不同觀點，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上海、北平、天津、江蘇、青島等地的國民黨黨部坐不住了。他們紛紛召開會議，認為“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公然侮辱本黨總理，並詆毀本黨主義，背叛政府，煽惑民眾，應請中央轉令國府，嚴予懲辦”。國民黨中央訓練部根據這些無理要求，也認為胡適文章“超出學術研究範圍，泛言空論，錯誤甚多”，有失大學校長尊嚴，並損害了黨政形象，要求教育部嚴加警告。
9月下旬，教育部根據上麵指示，向中國公學發出訓令，要求對胡適提出警告。對此，胡適在寫給老朋友、教育部長蔣夢麟的信中，義正詞嚴地說：“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幹？你為什麼‘令中國公學’？該令殊屬不合，故將原件退還。”不過，另一位老朋友張元濟卻勸他應置之不答，以保我尊嚴。張元濟還說，如果在“前清康雍之朝，此事又不知鬧成何等矣，畢竟民國政府程度不同。”
盡管張元濟的說法不無道理，但問題是國民黨地方組織為什麼會如此囂張？對此，一些外國媒體道出其中奧妙。《新時代》指出：由於中國國民黨和蘇聯共產黨一樣，“是至高無上的政治團體，不容忍敵對黨派”，再加上胡適的批評被認為是“公然侮辱本黨領袖孫中山先生”，而死去的孫中山已經被神化，因此他們要嚴懲胡適。《紐約時報》也指出，胡適是“現代中國最英明的、最有建設性的領袖之一，……他正致力於中國思想和教育的現代化過程。現在他受到譴責，並不是因為其個人的政治抱負，而是因為他的那種直言不諱的習慣使他敢於提意見，在國民黨人的統治下，一切並不像外界所相信的那麼美好。尤其，他對以己故孫中山博士的名義提出的一些經濟學說的正確性提出質疑。他的罪責不在於他不同意如此多的觀點，而在於他道明了幾分真理。”
盡管《平論》未能問世，但是平社的活動一直在進行。1930年4月，胡適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我們走那條路》撰寫“緣起”時說：“我們幾個朋友在這一兩年中常常聚談中國的問題，各人隨他的專門研究，選定一個問題，提出論文供大家的討論。去年我們討論的總題是‘中國的現狀’，……今年我們討論的總題是‘我們怎麼解決中國的問題？”這篇文章就是第二個問題的引論。在這篇文章中，胡適提出中國的真正問題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汙、擾亂，解決這些問題不能靠製造專製的暴力革命，而應該采用科學的知識和方法，一步一步地進行改革。
鑒於當局的壓力，特別是在立案問題上有意刁難，胡適終於辭去校長職務。1930年初，他正式提出辭呈，學校董事會幾經挽留，終於接受他的請求，並決定由公學的第一任總教習馬君武繼任。遺憾的是，胡適去職後，中國公學風潮又起，為勻馬先生也被迫離去。在此期間，學校總務長丁某被指控有貪汙行為，胡適還為丁辯誣，體現他“為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人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