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傳》的原劇創作於1944年。最初的主題是歌頌曆史上的傳奇人物武訓“行乞興學”的義舉。影片於1948年7月在中國電影製片廠投入拍攝，但在完成三分之一的攝製工作後因經濟困難而停拍，最終由昆侖影業公司買下了拍攝權和已完成的膠片。1949年7月，導演孫瑜出席了新中國第一次文代會，深受鼓舞。在晚宴上，他就《武訓傳》的拍攝征詢了周總理的意見，回廠後又對原劇本進行了重大修改，在肯定武訓的義舉的同時，使武訓的興學之舉以悲劇告終。此外，新劇本中還增加了周大發動武裝起義的情節，以和武訓的改良行為進行對比。1950年，《武訓傳》攝製完成，推向市場後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並被評為當年10部最佳影片之一。
《武訓傳》是著名導演孫瑜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國電影百年曆史上的一部經典之作。影片取材於中國近代史上的真實人物——以“行乞辦學，讓百姓讀書”的武訓的經曆，顯示了中國電影自問世以來厚德載道，注重社會內涵的文化傳統。雖然由於影片的拍攝實際上跨越了新舊中國兩個時代，隨著時代背景的變遷，最終完成的影片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注入了“階級鬥爭”的觀念，特別是其中周大領導農民起義的線索顯得有些生硬。但從整體上看，《武訓傳》仍然是一部敘事完整，具有深刻內涵和強烈感染力的優秀之作。特別是在情節設置上，影片以武訓的興學經曆為線索，串聯起一係列細節化的場景，既突出了武訓這個支撐起全劇的核心人物，也在劇情片的樣式中融入了較為寫實的人物和生活場景的描繪。這些劇作和導演手法顯示了其時中國電影在藝術上的日漸成熟。
本片也是著名演員趙丹的代表作之一。在影片中，趙丹以精湛的演技，亦莊亦諧、亦喜亦悲地塑造了武訓這個具有特定內涵的曆史人物，堪稱是他最具代表性和成就最高的銀幕角色之一。
《武訓傳》在中國電影史上的獨特地位還表現在圍繞它所展開的一場曠日持久的政治批判上。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應當重視〈武訓傳〉的討論》之後，新中國電影史上展開了第一場對電影的大規模的批判。以康生等為首的一些政治人物為撈取政治資本為影片羅織了種種罪名，使影片的創作者乃至曆史上的武訓長期蒙受不白之冤。同時，這場批判運動更開啟了以簡單的政治視角粗暴幹涉電影的先河，直到1986年，影片才基本得到平反。
陶行知與武訓
關於陶行知與武訓的關係是多年來眾人尤其是教育界人士關注和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通過下麵一些材料可以分析二者的關係。
加拿大文幼章博士1946年紀念陶行知逝世的《悼念我的朋友陶行知博士》中說：“我與陶博士最初的認識是間接的。我買了一本有趣的小書叫做‘武訓’的，這是講山東義丐武訓一生事跡的書。他用他那特殊而超越的才幹為窮苦的兒童興辦了三個義學。書上每一頁都有一幅畫。此書就是一個叫做育才的學校所出版的。這個學校就是一個別有見地的，創造性的教育天才，陶行知博士，所創導的。這是一個以‘培養人才幼苗’為職誌的學校，也就是說，除去受日常生活必須的一些基本訓練和教育外，任何兒童對於某種藝術或是科學有特殊才幹的都給以充分發展的機會。在中國國民黨所統製的黨化教育下所造成的一片死氣沉沉中居然有這樣一塊生氣勃勃的土地，使我大為驚訝。”
重慶新華日報社論《繼承陶行知的精神》一文中說：“是中外優良傳統精神的真正繼承者，對中國的苦行興學的武訓精神，是所推崇的，但有所批判，取其苦行興學之所長，篤行不倦，而對其屈從於舊勢力的一麵，則加以揚棄。”
華崗《痛悼陶行知》一文說：“陶行知承繼了武訓行乞興學的獻身精神，在逝世前夕，遒整日楷書二十餘幅，實行賣字興學；同時，陶更進一步把教育事業變成廣大人民的事業，變成人民解放事業的一部分。”
鄧初民《略論陶行知主義》一文說：“華崗曾明確說過陶之成就大大超過杜威博士，陶的教育原則（為人民的）是剛剛相反於孔仲尼的教育原則（為統治者的），陶於武訓隻是在行乞興學的獻身精神一點上相似，而陶則更進一步把教育事業變成廣大人民自己的事業，變成人民解放事業之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