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達《從佘兒崗小學想起》一文說：“陶居常自比武訓，他一生奔走教育，不辭勞瘁的精神，在中國，或隻有一個武訓可比，但其思想之明澈、深遠，與報複之大，成就之高，實際上都不是武訓所能比擬的。”
楊大戈《沉痛的悼念》一文說：“很多人都時常稱讚陶為新武訓，因為他為了培養一批人才的幼苗，替國家人民服務，正像義丐武訓似的，積年累月，日夜勞瘁，不顧風吹雨淋太陽曬，不管自己的溫飽，一切都為著苦孩子們著想。可是，陶呢，他卻提出了‘集體武訓’的號召，希望有成千成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變成武訓以普及全中國‘四萬萬人的教育’，這種崇高的精神，遠大的眼光和卓越的見解，確實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省和學習的。”
陳誌忠關於陶行知逝世的《祭文》說：“從去年十二月五日進行武訓一0七周年誕辰紀念大會以後，我曉得你最關心的事業之一，就是組織全國普及教育協進會，同時組織陪都普及教育協進會，以推進全國普及教育運動。（詳見去年武訓紀念大會主席團提案）”
郭沫若在宣讀於陶行知靈前的《祭陶行知詩》裏說：“丕士達洛奇沒有你這樣的宏闊，義丐武訓沒有你這樣的深遠，兩千年前所謂孔仲尼，兩千年後的陶行知，你是永遠永遠地要受人紀念。”
顏立在《悼陶行知》說：“你從苦幹中找尋快樂，視富貴如浮雲。否則，早已升官發財，那兒還想到求乞興學的武訓”。
《陶行知大事年表》說：“民國三十年，五十歲。‘新武訓運動’——‘集體武訓運動’開始。幸得‘育才之友’及美國援華會所讚助，得以支持至七年之久。民國三十一年，五十一歲。繼續開展‘新武訓運動’。”
沈鈞儒《一切著眼於救國》“把武訓精神運用到政治上來”一節說：“我們大家都發現陶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大家要弄到了錢才敢辦事，陶卻是先把事辦起來再進行籌款，一麵辦事一麵籌款：欸得多事做得多，欸款得少事就少做些，真是把武訓精神運用到政治上來了。所以，他去年四月回到京滬以後，除籌備育才遷校事宜外，同時，為民盟計劃一切，找房子，找多方麵的關係，為布置全局盡力。”
程今吾《堅持著抗日民主教育的旗幟――紀念陶行知逝世三周年》說：“在國民黨反動政府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下，一切抗日民主的事業都遭受壓迫摧殘。陶所主辦的育才學校自然不能幸免；學校經費異常困難，銀行存款的折子上隻剩下幾塊錢，物價又在瘋狂地上漲，在逮捕、屠殺的威脅下，育才的許多進步教師很難繼續工作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學校實在不容易維持，許多愛護陶的友好，都建議停辦育才學校。陶沉默了好幾天，一天早晨他堅決而憤激地對我們說：‘決心把育才學校辦到底！他們（指反對派）不讓辦我們就不辦了嗎？不能被他們嚇唬住，武訓靠討飯還能辦三所義學，我們難道連一所也不能辦嗎？我們來為這群小難童討飯吧’！從這一天起，陶更堅定不移的和一切困難作頑強的鬥爭，在煙塵彌漫的霧重慶，堅持著抗日民主教育的旗幟。”
餘之介《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為紀念陶氏逝世三周年而作》說：“陶氏把在戰地遷到重慶的難童，選出具有特殊能力的小孩，創立育才學校，實行培養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幼苗教育。采用分組學習的試驗，專心一誌地以‘新武訓’自居，來發展這具有新人民教育意義的學校。同時成立曉莊研究所，研究新民主教育，新普及教育，及地球基本運動原理等。”
以上是我們從上述1946年陶行知紀念集和1950年紀念陶行知逝世四周年紀念集兩部書中摘錄出來的關於論述陶行知與武訓關係的論述。從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是肯定陶行知利用武訓、學習武訓的行乞興學來撐起辦學的局麵的。陶行知學習武訓，是在國民黨根本不給以他的學校注冊，學校經濟情況困難，難以度過難關的情況下，不得不采取的辦法。可以設想，國民黨不予注冊他的學校，他的學校就難以辦下去，那麼，他的學校就很有可能關門，他的那些教師沒法教學，學生沒有辦法就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