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學校，當時聘請了一批批進步人士，比如，在他生前所辦的社會大學，由董事會推舉他本人任校長，李公樸任副校長，學校聘請翦伯讚、華崗、鄧初民、許滌新、侯外廬、章乃器、胡風、何其芳、艾蕪、曹靖華、孫起孟、方與嚴、孫銘勳、張友漁、田漢、喬冠華、郭沫若、鄧發、梁漱溟、熊複等社會名流和名人講課。在當時，即使是許多正規的大學，在師資力量上也沒法和陶行知的學校相比美。同時，陶行知的學校也收錄了很多進步人士的孩子上學，為革命培養了一批批的人才，比如，新中國成立後，曾在曉莊師範學習過的劉季平、董純才曾先後任我國教育部副部長，戴白韜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長。曾任上海山海工學團團長的張勁夫，離開學校後參加了抗戰，解放後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1940年曾在育才學校讀書。中央音樂學院著名教授陳貽鑫、著名音樂家杜鳴心、就是陶行知親自送給育才學校的音樂教師賀綠汀培養起來的。中央美院著名教授吳必端也受到過陶行知的關注。還有許許多多的小學生受到陶的關懷。在陶的培養下，他們經過學習，先後有許許多多的青年奔赴抗戰前線和延安，有的為革命獻出了生命，還有的在全國各地參加革命工作。所以，在當時的情況下，陶行知是利用學習武訓的辦法為進行革命工作服務，利用武訓，學習武訓，對於陶行知來講，是一種掩護。因此，國民黨反動派也說陶行知的學習武訓紀念武訓實則是一種把戲。
周恩來在陶行知逝世的當天，曾經向黨中央報告說，十多年來，陶行知一直跟著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走，是一個無保留追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的確，他從堅持辦平民教育、鄉村教育、大眾教育、國難教育、戰時教育到辦民主教育，都堅持了明確的政治方向。他從20世紀20年代所辦的曉莊師範起，學校就建有地下黨支部。30年代辦的山海工學團和育才學校也都建有地下黨組織。40年代在育才學校和社會大學中工作的中共黨員就更多了，陶行知對他們都十分敬重和愛護。陶行知本人和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鄧穎超等人的關係更為密切。1945年，毛澤東同誌到重慶談判，陶行知作為人民代表，受到毛澤東同誌的接見。毛澤東同誌離開重慶時，陶行知帶領育才學校師生到機場歡送。同時，陶行知還通過文幼章、戴愛蓮、翦伯讚等海內外關係，積極地向海內外關係宣傳武訓，其一是掩護自己，其二是要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
李士釗與武訓
李士釗，曾用名李士傑，山東聊城葉家園子人，著名武訓研究專家、作家、音樂家、社會活動家。他早年就讀於私塾、省立中學、聊城省立第三師範和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他自幼崇敬武訓，後追隨陶行知創辦上海武訓學校，發起武訓紀念會，編輯出版武訓史料集，建國後，又因影片《武訓傳》這一特大曆史公案株連，而不幸蒙冤三十多年，可以說，李士釗與武訓榮辱與共，以致於人們一提到武訓，就會自然而然地想起這位熱心武訓研究的李士釗。
武訓茹苦興學的事跡，是李士釗自幼非常關注和研究的重點。武訓是山東省冠縣（原屬堂邑縣）柳林鎮武莊人。武訓舍身忘我的興學事跡，遠播海外，在家鄉一帶更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解放前，魯西農村不識字的老太太，小孩子，都能隨口唱幾段武訓興學歌謠。李士釗自幼便聽到長輩和鄉鄰對武訓的讚頌。上學後，他讀了陶行知編的“平民千字課”，其中有一篇《乞丐辦學堂》的課文：“山東有個好人，名叫武訓。”武訓那種奇操苦行，舍身忘我的興學精神深深地打動了他。
收集武訓資料，編輯武訓傳記
1933年，17歲的李士釗進入聊城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學習，又在各種教育典籍和報刊上，讀了不少有關武訓的資料，了解了武訓在中國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地位。他認為，武訓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遠在歐洲教育史上的裴斯托拉奇以上。因此，產生了宣傳和研究武訓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