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雖然沒有很高的學曆，但他憑著聰慧和毅力自學成才，特別是因為陳垣慧眼識珠，他被破格錄用，很早就名滿學界和書畫界。然而他的影響及至全國，甚至連凡夫俗子都耳熟能詳，幾乎婦孺皆知，則似乎是近20多年的事。當然，一般人知道他，多是因為他字寫得好，被譽為“中華第一筆”。他的字確實是遍及全國，隨處可見，因為他比較好說話，幾乎是各行各業，有求必應，讓寫匾就寫匾，讓題簽就題簽。他早就笑稱：“我就差公廁沒寫字了。”不過，他對自己的評價是“字不如畫，畫不如文物鑒定”，說因為寫字不像畫畫費事，所以他也樂意寫字，因而也就寫得多，影響大。這樣說，當然是自謙語，但也不無道理。也因此，他不太喜歡人稱他“書法家”，更願意人稱他“教授”、“學者”。他說自己的職業是“教師”，但他又從不以“教人者”自居，而總是那樣謙虛自抑，不讓人稱是他的“學生”。文革以後，他的思想、精神、才氣、學養得到解放，學術研究和藝術創作的能力得以充分發揮，即便如此，他也沒有絲毫的得意，而是更清醒、更冷靜地對待自己。1978年他自撰了一篇《墓誌銘》，通篇以調侃的口吻，對自己的能力、經曆作了概括述評，看似戲謔，實則透露了他的人格精神，是一種極高的境界。銘文曰：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麵微圓，皮欠厚。妻已亡，並無後。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諡曰陋。名與聲，一齊臭。
啟功撰寫這篇《墓誌銘》時，學界職稱還沒有現在這樣普及，別說“副教授”，就是“講師”的含金量也不比現在的“教授”差。即便如此，當時啟功的道德學問也已非一般教授可比，隻是因為曆史的原因他還未由副教授晉升為教授。可他覺得自己頂著“副教授”之名還是有點過“實”。由此足見他是怎樣嚴格要求自己。他在政治上（錯劃右派）、生活上（喪偶，生病）一直遭受困厄，但他笑“計平生”，坦然麵對生前身後。無怪這篇高格的《墓誌銘》很快就傳了開去，許多人為他的謙遜、達觀、詼諧所折服，所傾倒。
啟功對待聲名、職位、生死一直是謙遜、達觀、詼諧的態度。他因心髒病幾次住院，他就笑對人說：“嗨，我的心壞了壞了的！”病中病後還寫了幾首記生病的詩，多幽默詼諧，不妨引一首：填寫診單報病危，小車直向病房推。
鼻腔氧氣徐徐送，脈管糖漿滴滴垂。
心測功能粘小餅，胃增消化灌稀糜。
遙聞低語還陽了，遊戲人間又一回。
更有一首《賭贏歌》是寫心髒病發，想到老妻生前曾言她死後一定有人為啟功“找對象”，並雙方“賭下輸贏賬”。後來真的不斷有人來為啟功介紹，但均未為所動。這次生病搶救，忽然想起此事，不禁“眉開眼笑”，使醫護人員大吃一驚，“床邊諸人疑團莫釋誤謂神經錯亂問因由”，哪知道是啟功想起和老妻設賭想到是自己贏了（一直未續弦）。這首被啟功稱作“與‘數來寶’同調”的俗體詩寫得俏皮風趣，卻深刻表現了啟功的為人，說明了他對老妻的忠誠和摯愛，說明了他生活的樂觀，置生死於度外。這樣的胸襟，這樣的情懷，有多少人能夠理解，又有多少人能夠做到呢？（因為這首詩篇幅較長，此處不便征引。）也正是因為能如此豁達對待生死，所以每當有人問起啟功的健康，他總笑答：“鳥乎了”，常稱自己是“鳥乎之人”（意隻比舊式悼文中“烏乎哀哉”的“烏乎”多一點兒，到少了那一點兒也就“烏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