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範大學校園東門的影壁上，書寫著“學為人師，行為世範”八個字。這是北師大校訓，亦是書寫者啟功對“師範”的解釋，同時也是啟功一生的追求。
啟功長期從事教育事業，曾任輔仁大學附中國文教員，輔仁大學助教、教員、講師、副教授。院係調整後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啟功的恩師就是北師大原校長——陳垣。1938年秋季開學後，陳垣聘他教“大一國文”。嚴酷的現實，使啟功認識到，自己是一個中學生，沒有大學的學曆，想要在這所高等學府待下去，並做出一些成績來，必須比別人更加勤奮，以自己的真才實學，取得各方麵的承認。從那時起，他就養成了在學術上務實、求真的精神，幾十年從未放鬆過對自己的要求。
啟功從1933年教授附中一年級國文開始，直到新中國成立，在輔仁大學的講台上，充分顯露了他的才華，先後教授過中國文學史、中國美術史、曆代韻文選、曆代散文選等課程。由於他學識淵博，講究教法，深入淺出，無論教什麼課，都能得心應手，獨具風格，頗受學生歡迎。
啟功到北師大以來，生活一直是比較安定的。不料，1957年以後，啟功的生活就像突然間做了一場噩夢一樣，一場劫難降臨了，先是莫名其妙地被劃成“右派”，接踵而來的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文化大革命時期，學校把所有被審查的對象分為三類人：一類是關起來；一類是掛起來；再一類是靠邊站。啟功被列入掛起來的一類中，處境稍微好一些，還可以參加運動，跟造反派一起討論和學習。他還有一個眾所周知的特長——抄大字報，晚上可以回家，不過有事時，得隨叫隨到。
啟功的解放多虧了毛主席當時的一句話：“二十四史還得出。”這下把造反派難住了，他們哪懂二十四史呢？造反派不得不放啟功到中華書局去搞注釋。他到了中華書局，如同魚歸大海，渾身有一種滿足感。他把幾年遭遇的不幸，一古腦兒都拋在腦後，全心全意地幹起來。他的任務是負責《清史稿》的標點注釋，由於他在清代曆史、人物、典章、製度、文化藝術等方麵都有比較豐富的知識，任務完成得很好。從1971年至1980年，這項長達10年的艱苦工程使他逃脫了亂世。
1976年（丙辰），也就是啟功64歲，粉碎“四人幫”之後，北師大恢複招生，啟功重登講台。
在治學之道上，啟功體味諸老前輩的言行，有兩條銘心不忘的心得：一是懂得對古人的成說不可盲從，不可輕信；二是明白了學問不是死的。後來啟功每逢和人談到他對許多問題的理解時，常用個比喻說：“盤子不是永遠向上盛東西的，立起來也可以當小車輪子用。”
啟功講課、寫文章極注意做到深入淺出，化繁複為簡明，化深奧為平易，從不板起麵孔故弄玄虛地嚇唬學生，所以總讓人感到讀書求學乃是一項愉快的活動，而不是那麼枯燥乏味，艱深困難。如詩歌格律問題講不好就很使人厭煩，但啟功卻繪成圖表教學生掌握其變化規律，使學生很容易就了解到它不但有規律可循，還有其靈活性。
可能是出於教師的職業習慣，啟功的文章總是有首有尾，脈絡分明。開宗明義交代寫作目的，然後邏輯嚴密地鋪展開去，而且旁征博引、縱橫馳騁卻總不偏離文章的核心。如《〈蘭亭帖〉考》首先說明什麼是《蘭亭序》和《蘭亭帖》，再梳理世傳的五類《蘭亭帖》摹本刻本的情況及真偽問題，最後論斷說：倘有荊溪吳氏所藏唐摹本存世，得與神龍本“彙合而比較，則《蘭亭帖》的問題或者可以沒有餘蘊了”。文章既專業又很通俗，所以一般外行人也能看得明白。
耄耋之年的啟功嘔心瀝血伏案三年，創作了上百幅書畫作品。在陳垣誕生120周年之際，他以在香港義賣所得的163萬元人民幣設立了“北京師範大學勵耘獎學助學基金”。基金以“勵耘”命名，是因為老校長陳垣生前曾吟詩雲：“老夫也是農家子，書屋於今號勵耘。”陳垣久居此屋，勵耘書屋由此得名。啟功圓了報答師恩的夙願。趙樸初題詩讚曰：輸肝折齒勵耕耘，
此日逾知師道尊。
萬翼垂天鸞鳳起，
千秋不倦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