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竺可楨民主、自由的辦學方向吸引下，在竺可楨崇高人格感召下，彙集了不少崇尚科學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實學、有社會責任感的好教授。他們都各有專長，有不同的學術見解，形成不同的學派，而又能友好共處，在學術辯論與交鋒中共同發展，達到極其難得而可貴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境地。在他們身上同樣體現出浙大的“求是”精神。盡管在舊中國學者們往往分為留美、留日、留德等派別，各派之中還有不同的係，但竺可楨不講宗派、不持偏見，隻看學識。由於竺可楨倡導和身體力行求是校風，強調隻問是非、不計利害，教授們則比學術上的貢獻和造詣，比對學生的教導和熏陶，使得各個不同的學派都能健康地成長發展，浙大在學術上形成了濃厚的民主氣氛，造就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半個世紀以後，王淦昌、貝時璋、談家楨等學者仍深深懷念抗戰時期在貴州湄潭的歲月：物質條件極為艱苦，但精神上輕鬆愉快，學術上蓬勃發展，共同進步，是他們科研生涯中的黃金時期之一。
在全校濃厚的學術氛圍中，盡管抗戰時期印刷條件和紙張極其困難，這時浙大所出版的學術刊物比戰前還要多。校園學術討論活動十分活躍，如數學係獨創的“數學研究”課，成為四年級學生必修，分甲乙二門，每周各舉行一次，對報告的遴選和指導十分嚴格。生物係的學術討論會常常延續到幕色茫茫。農學院農化係組織土壤肥料、生物化學和農產品製造第三個讀書會，每周舉行一次，由同學輪流報告，師生共同討論。其他各係的學術活動也十分頻繁。每逢著名科學家的誕辰或忌日，或有意義的紀念日，學校都組織中、大型學術報告紀念會。竺可楨常常親自主持或親自做首席發言。如“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學術討論會”、“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報告會”和“達爾文進化論與遺傳學術討論”等等。
1842－1945年中國物理學會年會曾四次在湄潭召開，一次宣讀論文達50餘篇。浙大不僅沒有在西遷途中被打散、被拖跨，反而從1936年時的三個學院16個係的一所地區性大學，發展為1946年回遷杭州時的6個學院27個係的全國著名大學。不少專業在全國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農業、數學等，並創建了數學、生物、化學、農經、史地5個研究所，教授也從70餘名增加到201名，學生則從600多名發展到2100多名，堪稱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這其中，竺可楨不以個人好惡去代替評價人才的客觀標準，而對於優秀人才也不是簡單地委以官職或冠以美名，而是盡全力為其學術上的成長發展創造條件，竺可楨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實踐“求是”精神，可謂重要原因。
1944年10月22日，英國劍橋大學生物學家、皇家科學院院士李約瑟博士應竺可楨之邀來到湄潭訪問浙大。他驚歎浙大教學、科研所取得的驚人成就，原定三天的參觀延長到一周。回到英國後，回去以後，李約瑟親自向英國《自然》、《哲學雜誌》等刊物推薦發表了一批浙江大學教授的科學論文。從那以後，牛津、劍橋等世界著名大學正式同意浙江大學畢業的優秀學生可免試進入他們的研究生院攻讀學位。李約瑟還在1945年10月27日出版的《自然》周刊上著文說：“在重慶與貴陽之間叫遵義的小城裏可以找到浙江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遵義之東75公裏的湄潭，是浙江大學科學活動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學研究活動的一派繁忙景象。在那裏，不僅有世界第一流的氣象學家和地理學家竺可楨教授，還有世界上第一流的數學家陳建功、蘇步青教授，還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物理學家盧鶴紱、王淦昌教授。他們是中國科學事業發展的希望。……這裏是‘東方劍橋’。”
自竺可楨在浙大建立民主自由學風起，素有革命傳統的浙大學生的愛國進步活動又逐漸活動起來。而每當危急關頭，竺可楨總是義不容辭地站出來，承擔責任。對浙大每次發生的學生被捕事件，他都非常關心，積極主動地營救，態度極為誠懇。就這一點而言，竺可楨對學生的真誠愛護，在20世紀的大學校長中恐怕無人出其右。
1936年5月，“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四周年，浙大時事研究會出紀念牆報，尖銳批評政府，杭州公安局長致函校方，提請注意所謂反動言論。竺可楨不得不出麵要求停止壁報張貼，但對該團體的活動未加阻止，也未追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