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縣在農村社會調查的基本特點是：第一，從農村與農民生活實際中找出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結論；第二，依靠“農民學人”作調查，使所得材料比較可靠；第三，在調查內容上重視整體化、係統化；第四，重視調查的實際應用，強調“不是為調查而調查，必須著眼於社會的實際改造，根據改造的需要去調查事實”。第五，在調查方法上靈活使用個案調查、抽樣調查、隨機抽樣、間隔選擇、特別選擇等，盡量從實際需要出發采取簡便適用的方法。
晏陽初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序》中就社會調查的意義說：“一為教育的意義。本社會調查，非為調查而調查，為的是要知道農村生活的究竟，尋出生活上的問題，進而解決此項問題。即整個工作要以社會調查為指南針，先求知道生活的依歸，然後再事規定教育的實施的方案。二為社會科學的意義。……以中國的社會事實一般的學理原則，促立中國化的社會科學。”晏陽初在定縣鄉村平民教育實驗活動中始終重視、強調社會調查的重要性，這是有理論價值與實際意義的。從中國近現代教育發展的曆史看，他們第一次把西方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手段運用於較大規模的社會教育活動；而且，從主觀上講，還自覺地意識到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同，不能依樣畫葫蘆般的抄襲應用，而是追求一種“中國化”，這種努力是難能可貴的。從教育研究方法論的角度講，體現了創新精神並事實上開創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
通過調查，他們認識到，農村的基本問題可歸結為“愚、弱、窮、私”，而要解決這四方麵的缺憾，須實施四大教育，即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晏陽初和同仁們耐心勸說農民讀書識字，每當上課時，許多農民都好奇地前來觀看，以後也就紛紛報名。平教總會開始設立實驗學校六所，到後來定縣472個村，幾乎每一村都有自辦的平民學校。平民學校對農民的心理造成了很大影響。在定縣，平教會的知識分子們用農民聽得懂的語言和喜歡的方式，編寫了六百餘種平民讀物，選編了包括鼓詞、歌謠、諺語、故事、笑話等60萬字的民間文藝資料，搜集民間實用繪畫、樂譜等；組織了歌詠比賽、農村劇社，舉辦各種文藝活動，以救農民之“愚”。例如當時熊佛西在定縣不到兩年就發現：農民對話劇的興趣非常濃厚，還自動地組織劇團，演戲給他們自己看。據此熊佛西認定農民戲劇必能喚起農民“向上的意識”，他當時寫的《鋤頭健兒》、《屠戶》、《喇叭》等，演出都相當成功。他們進行農業科學研究，創辦實驗農場，改良豬種和雞種，對農民進行“生計訓練”，開辦生計巡回訓練學校，訓練比較熱心、能幹的中青年農民“誌願者”作“示範農戶”，以帶領其他農戶使用新技術。組織農民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聯合會，開展信用、購買、生產、運輸方麵的經濟活動，以治農民之“貧”。他們實施衛生教育，普及衛生知識，培養衛生習慣，還創建農村三級醫藥衛生製度，村設保健員，聯村設保健所，縣設保健院，以救農民之“弱”。他們對農民進行公民教育，以救農民之“私”。
晏陽初在“定縣實驗”時，深感大學畢業生對本國情況與問題缺乏認識，且耽迷於都市，對農村不屑一顧。為此他決心將鄉村建設學院擴充為平民大學，包含四個學院：平民教育學院、平民生計學院、平民衛生學院、平民政府學院，以儲備平民教育及經濟建設的各種人才。
定縣實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據20世紀80年代初河北省的材料，由於平教會當年的工作，定縣已成為無文盲縣，已消滅天花；當年平教會引進的良種豬、優質白楊和良種蘋果，現在依然享譽河北，致富於民。
抗戰爆發後，平教總會遷至四川，推廣定縣實驗的經驗。平教會在成都、南充、瀘縣等42個縣展開平教運動，發動各地小學教師及曾受教育的成年人，向五十多萬農民講述抗戰要旨，同時教他們識字。晏陽初與各方人士多次商談後，擬訂平教總會工作的三大要項：建平民大學、平民印書館、平民電影廠，利用多種樣式與傳播工具將平民教育辦好。1945年11月初，晏陽初往洛杉磯演講訪問，他向好萊塢著名華籍攝影師黃宗沾講述辦平民電影廠的計劃，企盼黃宗沾協助。黃宗沾欣然同意，並獲得華納公司支持。後因政局變化，這一計劃沒能實現。熊佛西到四川後，創辦了國內第一所注重廣大農民需要的戲劇實驗學校，擔任了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首任校長。平教總會衛生教育部主任陳誌潛還力圖將定縣創造的鄉村保健衛生製度推行到四川各縣。
20世紀50年代之後，晏陽初將他的事業延伸到國外，將定縣平教經驗推廣到其他國家，在泰國、印度、哥倫比亞、危地馬拉、加納等國繼續從事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