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章太炎
在清末民初的曆史上，梁啟超和章太炎可謂是耀眼奪目的“雙子星座”了，那是一個動蕩不安而又急劇變革的時代，出現了不少輿論家，出現了不少政治家，也出現了不少學問家；可是將輿論、政治、學問三者集於一身並能夠登峰造極者，恐怕是沒人能比得上這二位了。
作為蜚聲文壇的輿論家，早在章太炎去上海與梁啟超同辦《時務報》的時候，作為讀者的譚嗣同就將其二人相提並論了：“大致卓公如賈誼，章似司馬相如。”二者雖風格有別，卻難分軒輊，隻是章文用典太多，過於古雅，一般的讀者不易接受，故而黃遵憲的評價似可作為譚嗣同的補充：“此文集之文，非報館之文。”然而即便如此，章太炎仍然是當時報界的一大手筆，就連後來袁世凱派去軟禁他的爪牙都懂得：“太炎先生不可得罪，用處甚大，他日太炎一篇文章，可少用數師兵馬也。”究其原因，章太炎雖然文風古雅，但卻思想激進。
“戊戌變法”失敗後，當梁啟超等人還在為“勤王”之事而奔走呼號的時候，章太炎則手起辮落，“哢嚓”一聲便剪斷了自己與滿清政府之間的精神聯係。所以，此後二人在關於“勤王”與“排滿”、“立憲”與“共和”的一係列辯論之中，能言善辯的梁啟超反倒不如引經據典的章太炎更適合讀者的口味了。
作為叱吒風雲的政治家，章太炎之於孫中山的關係與梁啟超之於康有為的關係亦可以相提並論。從素質上講，章、梁二人都不是一流的政治領袖，然而又都有其獨立的政治見解，於是梁啟超與康有為之間的若即若離和章太炎與孫中山之間的磕磕碰碰就是在所難免的了。在孫中山的同盟會裏，如果說剛毅沉勇的黃興有大將之風，日理萬機的宋教仁有宰相之望，那麼學識淵博的章太炎則最適合充當意識形態領域中的理論權威了。當然在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麵前，單純的思想家和理論家往往表現得比較幼稚。在這一點上，章太炎甚至比梁啟超更顯得書生氣十足。我們知道，章、梁二人都曾一度被袁世凱所蒙騙，將拯救中國的大業寄托在這位老奸巨滑的政客身上。但是，當袁世凱表現出其竊國大盜的狼子野心之後，聰明的梁啟超明裏撰寫討袁檄文，暗中則指示其弟子蔡鍔回雲南發兵，從而掀起了全國性的“護國戰爭”；而固執的章太炎卻執意孤身進京，非要當麵與袁賊論理不可，結果隻能是自投羅網。但是，即使是在軟禁期間，章太炎亦不失政治家的勇氣和風範。當袁世凱以軟硬兼施的伎倆逼迫這位文豪為他撰寫“勸進表”的時候，章太炎以大無畏的勇氣留下了這樣一段文字：“某憶六年四月八日之誓詞，言猶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匪惟民國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閑處京師，生不如死。但冀公見我書，予以極刑，較當日死於滿清惡官僚之手，尤有榮耀。”其斬釘截鐵之言、浩然正氣之色，既非蠅營狗苟之政客所願為之，亦非患得患失之文人所敢為之。
作為一代宗師的學問家，章太炎與梁啟超更有一比。當年胡適為清華大學策劃興辦國學研究院，主張采取英國的導師製度，校方遂請胡適本人出任導師，誰知這位留洋的博士卻自認才疏學淺，聲稱當今之中國非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諸公不足以擔此重任。結果梁、王二位欣然赴任，章太炎卻因不願與“保皇黨”共事而拒接聘書。從學術淵源上看，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是近代“今文經學”的代表，章太炎的老師俞樾則是當時“古文經學”的大師。說到這兩大學派，自然可引出許多複雜的學術話題，然僅就其方法而論，“今文派”主張“六經注我”、學以致用，其思想常有鮮活生動之處，但卻容易陷入“微言大義”的誤區；“古文派”主張“我注六經”、尊重曆史，其學術研究法度森嚴，隻是較難突破“皓首窮經”的局限。然而，如就視野開闊、見解新穎而言，章太炎似略遜一籌；若以功底紮實，學養深厚而論，梁啟超則屈居其後，就連他們的弟子也稟承師說、各具特色：章太炎的學生黃季剛與乃師合稱“章黃學派”，在文字、音韻學方麵自成係統；梁啟超的學生張君勱曾挑起著名的“科玄論戰”，並將新儒學的發展由內地引向港台，亦可說是平分秋色、相得益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