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夏丏尊
豐子愷對夏丏尊之悼念
我從重慶郊外遷居城中，候船返滬。剛纔遷到，接得夏丏尊老師逝世的消息。記得三年前，我從遵義遷重慶，臨行時接得弘一法師往生的電文。我所敬愛的兩位老師的最後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傯的時候傳到。這偶然的事，在我覺得很是蹊蹺。因為這二位老師同樣地可敬可愛，昔年曾經給我同樣寶貴的教誨；如今噩耗傳來，也好比給我同樣的最後的訓示。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與警惕。
我早已確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確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樣。但料不到如此其速，使我八年違教，快要再見，終於不得再見！真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猶憶廿六年秋，盧溝橋事變之際，我從南京回杭州，中途在爆海下車，到梧州路去看夏丏尊。先生滿麵憂愁，說一句話，歎一口氣。我因為要趁當天的夜車返杭，匆匆告別。我說：“夏丏尊再見。”夏丏尊好像罵我一般憤然地答道：“不曉得能不能再見！”同時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門口目送我。我回頭對他發笑。因為夏光生老是善愁，而我總是笑他多憂。豈知這一次正是我們的最後一麵，果然這一別“不能再見”了！
後來我扶老攜幼，倉皇出奔，轉輾長沙、桂林、宜山、遵義、重慶各地。夏丏尊始終住在上海。初年還常通信。自從夏丏尊被敵人捉去監禁了一回之後，我就不敢寫信給他，免得使他受累。勝利一到，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見他回信的筆跡依舊遒經挺秀，我很高興。字是精神的象征。並證夏丏尊精神依舊，當時以為馬上可以再見了。豈知交通與生活日益困難，使我不能早歸；終於在勝利後八個半月的今日，在這山城客寓中接到的他噩耗，也可說是“抱恨終天”的事！
夏丏尊之死，使“文壇少了一位老將”、“青年失了一位導師”，這些話一定有許多人說，用不著我再講。我現在隻就我們的師弟情表示哀悼。
夏丏尊與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師），具有同樣的才調，同樣的胸懷。不過表麵上一位做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猶憶卅餘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丏尊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地嚴肅而有興趣。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地深解文藝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夏丏尊常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等更重要。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緣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的不僅是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這好比一尊佛像，有後光，故能令人敬仰。”這話也可說是“夫子自道”。夏光生初任舍監，後來教國文。但他也是博學多能，隻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鑒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遊，因此能得學生的心悅誠服。
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混名，叫做“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衛、欺蒙、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這個混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丏尊是真愛我們，這nickname就變成了petname而沿用下去。凡學生所請願，大家都說“同夏木瓜講，這纔成功”。他聽到請願，也許喑嗚叱啖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願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願，而替你擔心了。
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後，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準講空話，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匐奔喪”。夏丏尊苦笑著問他：“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牢騷，讚隱道，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鬆而盤桓”。夏丏尊厲聲問他：“你為什麼來考師範學校！”弄得那人無言可對。這樣的教法，最初被頑固守舊的青年所反對。他們以為文章不用古典，不發牢騷，就不高雅。竟有人說“他自己不會做古文，所以不許學生做”。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對夏光生這種從來未有的，大膽的革命的主張，覺得驚奇與折服，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師，以身作則，不多講話，使學生衷心感動，自然誠服。譬如上課，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把應寫的，都先寫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時候推開來），然後端坐在講台上等學生到齊。譬如學生還琴時彈錯了，他舉目對你一看，但說“下次再還”；有時他沒有說，學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請求下次再還。他話很少，說時總是和顏悅色的。但學生非常怕他，敬愛他。夏丏尊則不然，毫無矜持，有話直說。學生便嬉皮笑臉，同他親近。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幼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又同這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門，夏丏尊看見了便喊：“早些回來，勿可吃酒啊！”學生笑著連說：“不吃，不吃。”趕快走路。走得遠了，夏丏尊還要大喊：“銅鍋少用些！”學生一方麵笑他，一方麵實在感激他，敬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