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與李先生對學生的態度，完全不同。而學生對他們的敬愛，則完全相同。這兩位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丏尊的是“媽媽的教育”。夏丏尊後來翻譯《愛的教育》風行於國內深於人心，甚至被取作國文教材。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師範畢業後就赴日本。從日本回來就同夏丏尊共事，當教師，當編輯。我遭母喪後辭職閑居，直至逃難。但其間與書店關係仍多，常到上海與夏丏尊相晤。故自我離開夏丏尊的絳帳，直到抗戰前數日的訣別，二十年間，常與夏丏尊接近，不斷地受他的教誨。其時李先生已經做了和尚，芒鞋破缽，雲遊四方，和夏丏尊仿佛是兩個世界的人。但在我覺得仍是以前的兩位導師，不過所導的對象由學校擴大而為人世罷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無路，遁入空門”，是為了人生根本問題而做和尚。他是真正的和尚。他是痛感於眾生的疾苦愚迷，要徹底解決人生根本問題，而“行大丈夫事”的。世間一切事業，沒有比做真正的和尚更偉大的了；世間一切人物，沒有比真正的和尚更具大丈夫事的。隻因種種塵緣的牽阻，使夏丏尊不能行大丈夫事。夏丏尊一生的憂愁苦悶，由此發生。（夏丏尊早年受弘一法師（李叔同）的影響很深，曾皈依佛教，但他是企圖從佛教教義中求得一些對社會問題的解釋，並未真正遁入空門）。
凡熟識夏丏尊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夏丏尊是多憂善愁的人。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態，都要皺眉、歎氣。他不但憂自家，又憂友、憂校、憂店、憂國、憂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丏尊就皺著眉頭替他擔憂。有人失業了，夏丏尊又皺著眉頭替他著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產了，小孩子跌跤了……，夏丏尊都要皺著眉頭替他們憂愁。學校的問題，公司的問題，別人都當作例行公事處理的，夏丏尊卻當作自家的問題，真心地擔憂。國家的事，世界的事，別人當作曆史小說看的，在夏丏尊都是切身問題，真心地憂愁、皺眉、歎氣。故我和他共事的時候，凡事對夏丏尊講得樂觀些，有時竟瞞過他，免得使他增憂。他和李先生一樣地痛感於眾生的疾苦愚迷，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樣地徹底解決人生根本問題而行大丈夫事；他隻能憂傷終老，在“人世”這個大學校裏，這二位導師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與“媽媽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產，小孩子跌跤等事，都使夏丏尊擔憂。那麼，八年來水深火熱的上海生活，不知為夏丏尊增添了幾十萬斛的憂愁！憂能傷人，夏丏尊之死，是供給憂愁材料的社會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寫一篇文章，寫完之後，總要想：“不知這篇東西夏丏尊看了怎麼說。”因為我的寫文，是在夏丏尊的指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今天寫完了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這篇東西夏丏尊看了怎麼說。”兩行熱淚，一齊沉重地落在這原稿紙上。
鄭振鐸悼夏丏尊
夏丏尊先生死了，我們再也聽不到他的歎息，他的悲憤的語聲了；但靜靜的想著時，我們仿佛還都聽見他的歎息，他的悲憤的語聲。
他住在淪陷區裏，生活緊張而困苦，沒有一天不在愁歎著。是悲天？是憫人？
勝利到來的時候，他曾經很天真的高興了幾天。我們相見時，大家都說道，“好了，好了，”個個人的臉上似乎都泯沒了愁悶；耀著一層光彩。他也同樣的說道：“好了，好了！”
然而很快的，便又陷人愁悶之中。他比我們敏感，他似乎失望，愁悶得更迅快些。
他曾經很高興的寫過幾篇文章；很提出些正麵的主張出來。但過了一會，便又沉默下去，一半是為了身體逐漸衰弱的關係。
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反對一切的壓迫和統製。他最富於正義感。看不慣一切的腐敗、貪汙的現象。他自己曾經說道：“自恨自己怯弱，沒有直視苦難的能力，卻又具有著對於苦難的敏感。”又道：“記得自己幼時，逢大雷雨躲人床內；得知家裏要殺雞就立刻逃避；看戲時遇到《翠屏山》、《殺嫂》等戲，要當場出彩，預先俯下頭去，以及妻每次產時，不敢走人產房，隻在別室中悶悶地聽著妻的呻吟聲，默禱她安全的光景。”這便是他的性格。他表麵上很恬淡，其實，心是熱的；他仿佛無所褒貶，其實，心裏是徑渭分得極清的。在他淡淡的談話裏，往往包含著深刻的意義。他反對中國人傳統的調和與折衷的心理。他常常說，自己是一個早衰者，不僅在身體上，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有一篇《中年人的寂寞》：我已是一個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許多不愉快的現象，眼睛昏花了，記憶力減退了，頭發開始禿脫而且變白了，意興、體力甚麼都不如年青的時候，常不禁會感覺得難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覺得難堪的是知友的逐漸減少和疏遠，缺乏交際上的溫暖的慰藉。在《早老者的懺悔》裏，他又說道：我今年五十，在朋友中原比較老大。可是自己覺得體力減退，已好多年了。三十五六歲以後，我就感到身體一年不如一年，工作起不得勁，隻得是懨懨地勉強挨，幾乎無時不覺到疲勞，甚麼都覺得厭倦，這情形一直到如今。十年以前，我還隻四十歲，不知道我年齡的，都以我是五十歲光景的人，近來居然有許多人叫我“老先生”。論年齡，五十歲的人應該還大有可為，古今中外，盡有活到了七十八十，元氣很盛的。可是我卻已經老了，而且早已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