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他的悲哀，但他的並不因此而消極，正和他的不因寂寞而厭世一樣。他常常憤慨，常常歎息，常常悲愁。他的憤慨、歎息、悲愁，正是他的入世處。他愛世、愛人、尤愛“執著”的有所為的人，和狷介的有所不為的人，他愛年輕人；他討厭權威，討厭做作、虛偽的人。他沒有機心；表裏如一。他藏不住話，有什麼便說什麼，所以大家都稱他“老孩子。他的天真無邪之處，的確夠得上稱為一個“孩子”的。
他從來不提防什麼人。他愛護一切的朋友，常常招心他們的安全與困苦。我在抗戰時逃避在外，他見了麵，便問道：“沒有什麼麼？”我在賣書過活，他又異常關切的問道；“不太窮困麼？賣掉了可以過一個時期吧。”
“又要賣書了麼？”他見我在抄書目時問道。
我點點頭：向來不作乞憐相，裝作滿不在乎的神氣，有點倔強，也有點傲然，但見到他的皺著眉頭，同情的歎氣時，我幾乎也要歎出氣來。
他很遠的擠上了電車到辦公的地方來，從來不肯坐頭等，總是擠在拖車裏。我告訴他，拖車太顛太擠，何妨坐頭等，他總是不改變態度，天天擠，擠不上，再等下一部；有時等了好幾部還擠不上。到了辦公的地方，總是歎了一口氣後才坐下。
“丏翁老了”，朋友們在背後都這末說。我們有點替他發愁，看他顯著的一天天的衰老下去。他的營養是那末壞，家裏的飯菜不好，吃米飯的時候很少；到了辦公的地方時，也隻是以一塊麵包當作午餐。那時候，我們也都吃著烘山芋、麵包、小饅頭或羌餅之類作午餐，但總想有點牛肉、雞蛋之類伴著吃，他卻從來沒有過；偶然是塗些果醬上去，已經算是很奢侈了。我們有時高興上小酒館去喝酒，去邀他，他總是不去。
在淪陷時代。他曾經被敵人的憲兵捉去過。據說，有他的照相，也有關於他的記錄。他在憲兵隊裏，雖沒有被打，上電刑或灌水之類，但睡在水門汀上，吃著冷飯，他的身體因此益發壞下去。敵人們大概也為他的天真而懇摯的態度所感動吧，後來，對待他很不壞。比別人自由些，隻有半個月便被放了出來。
他說，日本憲兵曾經問起了我，“你有見到鄭某某嗎？”他撤了謊，說道，“好久好久不見到他了。”其實，在那時期，我們差不多天天見到的。他是那末愛護著他的朋友！
他回家後，顯得更憔悴了；不久，便病例。我們見到他，他也隻是歎氣，慢吞吞的說著經過。並不因自己的不幸的遭遇而特別覺得憤怒。他永遠是悲天憫人的——連他自已也在內。
在晚年，他有時覺得很起勁，為開明書店計劃著出版辭典；同時發願要譯《南藏》。他擔任的是《佛本生經》（Jataka）的翻譯，已經譯成了若幹，有一本仿佛已經出版了。我有一部英譯本的“Jataka”，他要借去做參考，我答應了他，可惜我不能回家，托人去找，遍找不到。等到我能夠回家，而且找到“Jataka”時。他已經用不到這部書了。我見到它，心裏便覺得很難過，仿佛做了一件不可補償的事。
他很耿直，雖然表麵上是很隨和。他所厭恨的事，隔了多少年，也還不曾忘記。有一次，在一個宴會上遇到了一個他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教書時代的浙江教育廳長，他便有點不奈煩，叨叨的說著從前的故事。我們都覺得窘，但他卻一點也不覺得。
他是愛憎分明的！
他從事於教育很久，多半在中學裏教書。他的對待學生們從來不采取嚴肅的督責的態度。他隻是懇摯的誘導著他們。
……我入學之後，常聽到同學們談起夏先生的故事，其中有一則我記得最牢，感動得最深的，是說夏先生最初在一師兼任舍監的時候，有些不好的同學，晚上熄燈，點名之後，偷出校門，在外麵荒唐到深夜才回來；夏先生查到之後，並不加任何責罰，隻是懇切的勸導，如果一次兩次仍不見效。於是夏先生第三次就守候著他，無論怎樣夜深都守候著他，守候著了，夏先生對他仍舊不加任何責罰，隻是苦口婆心，更加懇切地勸導他，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總要使得犯過者真心悔過，徹底覺悟而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