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的預言果真又一次應驗。張國燾脫黨投靠了國民黨。蔣介石把張國燾交給“軍統”特務頭子戴笠“運用”。張國燾在重慶正式加入戴笠的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成了掛著“少將”軍銜的“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主任。從共產黨的叛徒，變成國民黨的特務，這就是張國燾尋找的他在社會上的位置，就是他政治上的歸宿。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
（1）召開六屆六中全會的背景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麵，三月政治局會議以後，王明仍舊繼續推行他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他在長江局的工作中仍然沒有明確提出把工作重心放在戰區和敵後，沒有抓住有利時機在上海、南京、武漢及其他敵占城市附近放手組織共產黨領導的廣大的遊擊戰爭和建立抗日民族根據地，他在組織上繼續違反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破壞黨的紀律。1938年5月徐州失守以後，毛澤東集中中國共產黨全黨的智慧，寫了《論持久戰》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兩篇重要的軍事理論著作，為反對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提供了銳利的理論武器。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七周年的時候，張聞天也在《解放》雜誌上發表紀念專文，著重說明九一八事變以來七年間，在中國共產黨同其他黨派親密合作，為建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而共同奮鬥的過程中，必須保持其政治上與組織上獨立性的原因，反複論證“中共的獨立存在與發展是絕對必要的”。《中國共產黨十七周年紀念》，載《解放》第43、44期合刊（1938年7月1日），署名洛甫。這同王明的右傾主張也是針鋒相對的。但完全解決王明的問題還是通過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在這次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上，張聞天堅定地同毛澤東站在一起。
六屆六中全會於1938年9月順利召開，同任弼時到共產國際彙報工作有密切關係，同王稼祥1938年8月初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帶回共產國際的指示直接有關。西安事變後王稼祥即從延安到西安待機赴莫斯科治傷養病。由於交通困難，他輾轉多時，直到1937年7月初才到莫斯科，經治療逐漸恢複健康。1937年11月，王明、康生、陳雲離莫斯科回國，王稼祥即同鄧發一起，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8年三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報告“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請求共產國際和蘇聯提供援助，包括給八路軍武器裝備。任弼時於3月5日啟程，3月底抵莫斯科，4月14日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遞交了書麵報告，5月17日又作了口頭報告。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遞交的書麵報告和作的口頭報告均收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題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於1938年6月通過了兩個文件：《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明確支持和聲援中國人民全民族的抗日鬥爭。1938年7月王稼祥回國。行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任弼時談話。關於中共中央的領導問題，季米特洛夫說：應該承認毛澤東同誌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吧！王稼祥1967年底撰寫的自述材料。轉引自徐則浩：《王稼祥對六屆六中全會的貢獻》，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