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王稼祥帶回共產國際的指示，從政治上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從組織上肯定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這就為完全否定和糾正王明右傾投降主義提供了重要條件。因為王明對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和洛川會議確定的全麵抗戰路線和基本政策等說三道四、批評指責，打的都是共產國際指示的旗號，王明又處處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自居。王稼祥帶回的國際指示無異於解除了王明右傾的武裝。那時，抗日戰爭已進行了一年多，正處在由防禦階段轉入相持階段的轉折關頭，迫切需要總結全國抗戰以來的經驗和教訓，克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統一全黨的認識和步調，確定黨在抗戰新階段的基本方針和任務。王稼祥回國，就將召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提上了議事日程。
（2）六中全會前的政治局會議
為了做好充分準備，在六中全會之前，張聞天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從9月14日開始，至9月26日結束，連續開了12天（其間18日休息一天，不計在內）。會議日期據會議記錄。出席人員據記錄上的順序為：毛澤東、張聞天、王明、康生、朱德、項英、王稼祥、周恩來、博古、陳雲、劉少奇、彭德懷。會議的第一項議程就是由王稼祥作《國際指示報告》。他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決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戰線”，“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王稼祥：《國際指示報告》，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4期。
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張聞天向毛澤東提出，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應該由毛澤東來擔任了。毛澤東經過全麵考慮，認為目前還不是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要張聞天繼續擔當下去。所以，張聞天也就沒有將這個問題提到中央政治局的同誌中去討論。有同誌向張聞天提出以毛澤東為總書記的提議，張聞天按照毛本人的主張，也沒有提到六中全會上去討論。據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本段下文引語也引自此件。事實上，在遵義會議後張聞天一直是尊重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的。王明回國後與黨中央鬧獨立性，推行右傾機會主義，張聞天同毛澤東一起在中央內部進行了必要的鬥爭。現在有了國際如此明確的指示，他認為奉毛澤東為全黨的領袖理所當然。不過，毛既然要他名義上仍任總書記，張聞天也就“沒有表示堅決讓位的態度”。
在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於9月20日作了題為《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政治報告。毛澤東在9月24日作了重要發言，講了後來在六中全會上所作政治報告《論新階段》的要點。劉少奇在9月26日發言，批評王明報告中鼓吹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主張。張聞天在9月22日作了組織報告，9月26日又作了長篇發言。以上王明、毛澤東、劉少奇、張聞天的發言均據1938年9月14日至26日政治局會議記錄。下文概述與引用張聞天的發言亦據此。他總結了黨的五中全會以來取得的勝利，指出“國際批準黨的政治路線，更能增進我們的自信心”。統一戰線中雖然發生了逆流，國共之間有摩擦，但“總的方麵是前進了”。統一戰線是在矛盾中發展的，矛盾的解決促進運動的發展。張聞天指出，抗日戰爭現在是由第一階段轉到第二階段即相持階段。在這一階段內，遊擊戰、運動戰將取代正規戰成為戰爭的主要形式，民主問題等要進一步解決。他預計，武漢的保衛因沒有具備一定的條件，是要失掉的。指出在武漢不能保衛時，要避免極大的犧牲，不守時我們也有辦法。中國持久戰的勝利，不在一個城市的得失。這同1938年8月6日張聞天、毛澤東等聯名致王明等人電報中所指示的“保衛武漢重在發動民眾……務須避免不利的決戰，至事實上不可守時，不惜斷然放棄之”等方針是完全一致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38頁。張聞天還著重提出在黨內要進行教育，提高黨員的警惕性，要加強理論學習，最重要的問題是在實際工作中學習，打通馬列主義的難關。
中央政治局會議經過深入的討論，在會議最後一天，對六屆六中全會（擴大）的議程作出決定。最重要的變動是，由毛澤東作政治報告，王明隻作關於國民參政會的報告並負責起草政治決議案。同時決定，由張聞天主持開幕式，致開幕詞，作組織報告；由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政治局會議還決定對各中央局的組織進行調整，撤銷長江局，分別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據1938年9月26日政治局會議記錄。
（3）張聞天致六屆六中全會開幕詞
1938年9月29日，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禮堂開幕。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到會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7人，中央各部門和各地區領導幹部30餘人。張聞天在開幕詞中對黨自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以來的五年曆史作了總結，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