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在會議上發言中還指出，要使馬列主義在中國具體化，要堅持獨立地分析中國情況，研究和把握中國社會發展規律和階級鬥爭規律，據此確定黨的路線和政策，而不能從空想、感情和書本公式出發。要不怕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某些不適合中國情況的個別結論，例如城市統治鄉村一般是對的，但在中國革命中則是走鄉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應當經常開展自我批評，經常總結經驗，勇於糾正錯誤，領導同誌應老實地向下層學習，黨應向人民大眾學習。
張聞天提出的上述方針，闡發的上述思想，豐富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他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教訓的結果。
張聞天在組織報告中分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特點。他提出，在統一戰線中，要“善於把握總路線，克服一切障礙，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國共長期合作的方針”。要承認統一戰線內部（國共兩黨合作）事實上是不平等的（力量上、合作形式上、政治上），又要善於使不平等成為平等；要看到統一戰線（兩黨合作）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善於運用不平衡，使不平衡走向平衡；要用一切辦法幫助和影響國民黨，使之進步，但發展統一戰線，又要善於同頑固分子、動搖分子、妥協分子作鬥爭，打破一切“防共”的陰謀。張聞天總結反摩擦鬥爭的經驗，提出注意軟硬的“分寸”：“要有軟有硬，有退讓有進攻。但以防衛為主要形式，軟到不喪失自己的立場，硬到不破壞統一。”
張聞天特別強調“在統一戰線中保持黨的獨立性，反對投降主義傾向”。他指出，在抗戰中放棄黨的獨立性的投降傾向主要表現在：忽視黨在抗戰中的作用，忽視黨的鞏固與發展，及自己力量的壯大；遷就友黨，放棄自己立場。這種危險仍然存在，黨必須在反對投降主義傾向方麵繼續努力。同時，張聞天又提出了“同‘左’的關門主義也必須堅持鬥爭到底”的任務，指出隻有開展兩條戰線的鬥爭，才能使統一戰線的鞏固與發展和黨的鞏固與發展，成為相互為用的因素，使兩者間的一致性真能表現出來。
組織報告分析了不同地區的不同任務與革命的曆史教訓，由此決定黨在今天的工作重心“首先應放在敵後方、戰區”。張聞天指出，應記住過去革命中的兩個教訓：一是革命武裝力量的重要，革命軍隊在革命中所起的決定作用及革命根據地的意義；一是同國民黨擠得太緊容易造成分裂，應該有相當的分區的活動，各自發展。張聞天提出：“敵後方的任務是，大規模的公開的發動、組織、堅持、擴大遊擊戰爭，打擊、消耗、困疲敵人以達到收複失地，保衛國土，創立抗日軍隊、抗日政權，建立抗日根據地，以準備將來全國的反攻。”
張聞天在報告中強調，要獨立自主地創立發展抗日根據地與民主政權，八路軍、新四軍要“大膽利用已有的合法權，擴大自己”，共產黨要發揮抗戰的推動者與組織者的作用，保持黨的獨立性，並壯大自己，但應善於隱蔽自己的力量，不要太突出。
針對當時複雜的環境與黨內的實際情況，如張國燾叛逃，王明違犯組織紀律等，張聞天提出了“提高黨的警覺性”、“發展黨內民主與鞏固鐵的紀律”、“鞏固黨內團結”等重要任務。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幾個組織建設的文件，以健全黨的民主集中製，鞏固黨的團結和統一。
（5）六中全會結束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
張聞天在組織報告的結論中提出建立一個強大的統一戰線和建設一個強大的黨的奮鬥目標，並概括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具備的四個條件：堅定的正確的政治立場，靈活的革命的實際主義，前進的艱苦奮鬥的精神，大眾的民主主義的作風。
張聞天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的組織報告，並不限於狹義的“組織工作”，而是帶有廣泛的路線、方針、政策意義，不少內容顯然是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與違犯組織紀律的批評。經過六中全會之前的政治局會議，經過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的政治報告，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報告，張聞天的組織報告，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實際上已經破產。張聞天在延安整風中曾說過，“六中全會在毛澤東同誌領導下，實質上推翻了王明路線。王明這時候碰了三個釘子（一個是蔣介石的釘子，一個是中央內部的釘子，一個是王稼祥同誌從國際帶來的釘子），所以氣焰也小些了。”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六中全會同意政治局會議對各中央局的調整，決定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實際上結束了王明對南部中國黨的工作的領導及其右傾投降主義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