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風運動的發動
六屆六中全會後，張聞天把主要工作轉移到宣傳教育方麵，兢兢業業，開拓進取，在黨中央領導下，無論是在延安，在各根據地，還是在國統區，幹部教育、理論宣傳、文化運動以至普通教育，都有章可循，按部就班地逐步開展起來。張聞天並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績，但也沒有發現黨內有什麼特別嚴重的問題。毛澤東則不同。他高瞻遠矚，看到在全黨內還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分歧，其根源在於思想作風的嚴重不純。
誠然，遵義會議批判並糾正了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錯誤，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並糾正了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但是，由於沒有來得及在全黨範圍內對黨的曆史經驗進行總結，因此既往黨的曆史上兩條路線的是非沒有分辨清楚，也不可能從思想方法的高度對“左”、右傾錯誤的根源進行深刻的總結，這樣，就必不可免地在指導思想上又會產生分歧以至對立，必不可免地在另一種條件下以這種或那種形式重犯“左”傾或右傾錯誤，給革命事業帶來損失。這就是說，從遵義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從軍事上、組織上、政治上批判並糾正“左”傾和右傾錯誤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還不夠，還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還必須在思想上解決問題，必須端正思想作風、思想路線，才能實現政治上的統一，行動上的一致。特別是在當時日寇向根據地殘酷掃蕩，國民黨頑固派發動反共高潮，抗戰形勢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在大批小資產階級成分（農民和青年知識分子）進入黨內的情況下，如果不能解決好思想路線和作風問題，要戰勝困難，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就將是不可能的。
嚴重的突發事件，尖銳的黨內矛盾，擺在中國共產黨麵前。
1941年1月蔣介石背信棄義，陰謀策動了皖南事變，致使新四軍皖南部隊主力幾乎全部覆滅。從內部原因來看，這同新四軍主要負責人的錯誤有關。項英堅持南方三年遊擊戰爭、組建新四軍有功，但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認識不足；對黨中央“向北發展，向敵後發展”的方針理解不夠，措施不力；對部隊的轉移遲疑猶豫；北移時對國民黨頑固派反共陰謀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對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不充分；在頑固派進攻時又處理失當。這次突發事件招致嚴重損失，從主觀方麵檢討，說明已被六屆六中全會糾正的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殘餘並沒有肅清，甚至在某些地區還嚴重地存在。
王明在延安，問題更為突出。王明同博古是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前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是給黨和革命造成異常巨大損失的主要責任者；王明又是抗戰初期提出右傾投降主義並在武漢長江局推行右傾錯誤造成嚴重損失的主要責任者。可是，他從1938年底從重慶回到延安以後，兩年多來不僅始終沒有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反而堅持錯誤，甚至將錯誤說成正確，還進而攻擊毛澤東的指導思想。實際上就是要以他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對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
轉折關頭：張聞天在1935-1943十九整風前後1939年5月，王明撰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仍然堅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主張。1939年6月，他又將1938年發表過的一篇文章的部分內容改題為《十七年來的中國共產黨》重新刊載，繼續宣揚他在1938年寫的《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等文中的錯誤方針。特別嚴重的是，到了1940年，王明特意將1931年7月初版、1932年再版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初版書名為《兩條路線》）一書第三次出版，並在1940年3月19日專門寫了一篇“三版序言”，嘩眾取寵，把他的“左”傾冒險主義代表作，當做“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曆史”的材料，硬塞給“成千累萬的新幹部新黨員”和“延安各學校”。1940年11月，他又在《共產黨人》第12期上發表《論馬列主義確定策略的幾個基本原則》，大談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一點不作自我批評，儼然以“國際路線”正確代表自居。王明一方麵堅持自己在土地革命後期和抗戰初期的錯誤，並兜售自己的錯誤理論，另一方麵又詆毀、攻擊毛澤東的著作。他說，《新民主主義論》在中國革命的所有基本問題（如對革命性質、階段、動力、革命前途的估計，關於領導權等問題）上，同列寧主義是矛盾的。“新民主主義”實際上是反列寧主義、反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行動綱領，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理論和行動綱領。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中追述了他當時對毛澤東說的這些話。見現代史料編刊社出版的該書第15-16頁。劉英向筆者也談過此事。
王明宣揚的觀點和他的這些做法，實際上是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挑戰，他尖銳地提出了怎樣看待黨的曆史特別是十年內戰後期（1931年初至1934年底）和抗戰初期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怎樣指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怎樣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一些重大問題。王明流毒全黨的“左”、右傾機會主義理論和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作風如果不廓清，不克服，王明提出的這些重大問題如果不澄清、不解決，就無法保證“中國共產黨的統一與團結”，就無法“爭取和保證抗日戰爭最後的勝利”，六屆六中全會決定的“在較短時期內召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沒有條件實現。引文出自《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20-7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