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負責幹部教育工作，遵循的是六屆六中全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1940年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的關於幹部教育的幾個指示，都經中央討論通過，得到毛澤東同意。可是，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幹部教育中確實還存在著理論與實際脫節的問題。張聞天在馬列學院的工作中貫徹了理論與實際統一的方針，並專門寫文章提倡過這個方針，可是，從“實事求是”、“有的放矢”這樣的要求來看，他還存在著教條主義的殘餘。而追根溯源，學風上的問題正是一切“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根源之所在。
毛澤東麵對當時這樣的情況，即“鑒於遵義會議以前，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錯誤給予黨與革命的損失異常之大，鑒於遵義會議以後黨的路線雖然是正確的，但在全黨內，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區與特殊部門內，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殘餘，並沒有肅清，或者還很嚴重地存在著”，《中共宣傳部關於反對宗派主義的宣傳要點》（1942年1月26日），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頁。遂於1941年春尖銳地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並由此開始，從上而下，逐步在全黨發動起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延安整風運動。
1941年3月和4月，毛澤東為出版他的舊作《農村調查》一書寫了“序言”和“跋”。重申“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提倡“眼睛向下”，表示“和全黨同誌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批評那種“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地發議論，“欽差大臣”滿天飛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頁。接著，5月19日，毛澤東在楊家嶺新落成的中央大禮堂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批評學風上的主觀主義，倡導樹立“有的放矢”、“實事求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風。指出：“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曆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都是極壞的作風；“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同上書，第801、797、802頁。在延安高級幹部中間，自然地引起了對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是否正確，怎樣以從實際出發的觀點，而不是以教條主義的觀點對待馬列主義、使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這些問題的思考與探討。
張聞天一方麵接受毛澤東的批評，竭力在實際工作中遵循毛澤東指示的方向前進，1941年6月張聞天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文件《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就是朝著這個方向所作的努力；另方麵內心感到委屈。他後來敘述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上半年的思想狀況時寫道：當時我有點苦悶，有時也發點牢騷，說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點“偏”。一個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隻看見他好的方麵，另一個人什麼地方不滿意了，就什麼都是壞的。中央決議通過的，照著做了又來駁斥（如關於幹部教育的幾個指示，確經中央看過，而且特用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的），因此事情不好辦。同時我精神也準備著，大工作做不了，就做小工作也可以。別的同誌有時提議，要我找毛主席當麵談談，我有時想不談也就算了，我為如何，以後證明，我何必急於人家了解！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下段引述亦據此件。不過，張聞天後來還是“下了決心找毛主席當麵談了”。第一次，是在1941年六七月，“我到棗園找毛澤東同誌談了一次話，他談的很溫和，似乎還不願批評我。”第二次，毛約了康生、陳雲、任弼時一起同張聞天談話。他嚴厲地批評了張聞天一陣。說張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則打；說張不顧全大局，無自我批評精神。還給張聞天下了五個字的評語：狹、高、空、怯、私。
毛澤東的這些批評，同張聞天的實際是不符合的。跟毛澤東過去每每稱讚張是“明君”，不爭權，作風民主這些評語也是矛盾的。張聞天聽了很委屈。從中央蘇區後期，到長征路上，直至抗戰初期，他同毛一起，站在第一線，同博古、李德，同張國燾，同王明，進行了堅決的、尖銳的鬥爭，何怯之有！他擁戴毛澤東為全黨、全軍的領袖，自己甘當“配角”，使毛的正確方針、主張暢通無阻，還一次又一次主動讓權，真是毫無自私自利之心。他跟著毛澤東，和全黨同誌在一起，腳踏在中國的土地上，實現了從內戰到抗戰的轉變，開創了曆史新局麵……這五個字的評語，從何說起呢？不過，毛在報告和談話中對張在六屆四中全會後在上海臨時中央和中央蘇區所犯“左”傾錯誤的分析，對教條主義的批評，是深刻的。張聞天服從真理，顧全大局，對毛的那些過火批評，“聽了雖然不服”，“抱有抵觸情緒”，但他沒有辯解，仍然坦誠地承認自己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