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還賬”與“補課”
毛澤東領導中央政治局多次討論黨的曆史上的路線是非及其思想根源問題，連續作出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1941年7月1日）、《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1941年8月1日），並於1941年9月10日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至10月22日結束），檢討黨的曆史上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政治路線問題。毛澤東在9月10日會議開始時作重要報告，指出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黨中央領導所犯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它比立三路線的“左”傾形態更完備，時間更長，後果更慘，其思想根源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他明確提出要在全黨內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
張聞天聽了毛澤東的這篇報告之後，在當天會上就發言表示擁護，說：“毛主席的報告，對黨的路線的徹底轉變有極大的意義。”他讚成清算四中全會以後到遵義會議以前的錯誤，讚成反對主觀主義。他誠懇地表示：“過去我們對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沒有清算，這是欠的老賬，現在必須償還。”“反對主觀主義，要作徹底的清算，不要掩蓋，不要怕揭發自己的錯誤，不要怕自己的瘌痢頭給人家看。”除了“還賬”即“清算”曆史錯誤之外，張聞天還就怎樣從根本上克服主觀主義提出“補課”的要求。他說：“過去國際把我們一批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幹部提到中央機關來，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過去沒有做實際工作，缺乏實際經驗，現在要補課。”《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頁。
從九月政治局會議起，張聞天停止了自己的實際工作，集中研究了許多黨的曆史文件及毛澤東的全部著作，從黨史上認識到毛澤東的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路線，自己從莫斯科帶來及四中全會後發揮的一套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不但是政治家、軍事家，而且是理論家的觀念此時在張聞天心中建立起來，張聞天對毛澤東心悅誠服的感覺也從此時發展起來。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在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聞天作了係統發言，確認土地革命後期“路線是錯誤的”，再一次誠心誠意地檢討錯誤，明確地承擔責任。他說：
對中央蘇區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計，當時路線是錯誤的。政治方麵是“左”傾機會主義，策略是盲動的。軍事方麵是冒險主義（打大的中心城市、單純防禦等）。組織上是宗派主義，不相信老幹部，否定過去一切經驗，推翻舊的領導，以意氣相投者結合，這必然會發展到亂打擊幹部。思想上是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不研究曆史與具體現實情況。從“九一八”、大水災、衝破三次“圍剿”、四中全會等決議開始，便已發生了“左”的錯誤，這些錯誤在五次反“圍剿”中發展到最高峰，使黨受到很嚴重的損失。我是主要的負責者之一，應當承認錯誤。特別是宣傳錯誤政策上我應負更多的責任。我們的錯誤路線不破產，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便不能顯示出來。但應該說沒有當時來中國的外國人的支持，我們的錯誤不會有這樣有力的發展。《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頁。關於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發生、發展的過程，全黨有一個認識過程。1941年10月13日組織的清算過去曆史委員會（成員為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彭真）在毛澤東主持下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說：四中全會雖有缺點和錯誤，但“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它反對了李立三的錯誤路線與羅章龍的反黨行為”。認為1931年5月9日中共中央決議案《目前的政治形勢及黨的緊急任務》，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萌芽或胚胎”；同年9月2日中共中央決議案《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起點或出胎”。這些觀點反映了1941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於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看法。張聞天發言中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發生時間的看法同這次會議的看法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