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起草《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
本來，在1941年九十月間召開政治局會議時，中央就組織了“清算過去曆史委員會”，並起草了《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以下簡稱《結論草案》）。清算過去曆史委員會於1941年10月13日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組織，由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彭真五人組成，以毛澤東為首，委托王稼祥起草文件。檔案中存有當時起草的文件，題為《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結論草案》。由於當時全黨還沒有開始整風，黨內高級幹部尚未深入研究黨的曆史問題，《結論草案》也有待充實、修改，所以就暫時擱置起來了。到了1944年春天毛澤東主持政治局會議對若幹重要問題作了結論以後，黨中央又重新提出起草曆史決議問題。1944年5月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組織“黨的曆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成員為：任弼時（召集人）、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5月19日又增補了秦邦憲。5月21日起，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開始舉行。從此時開始，曆史問題決議的起草工作經過了將近一年，直至1945年4月20日《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在六屆七中全會上原則通過（後經七屆一中全會修改，於同年8月9日在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一致通過）。
《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是一個重要的曆史文獻。它總結了建黨以來的曆史經驗，對於若幹重大曆史問題作出了正式結論，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批判了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左”傾領導路線；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係統地概括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是整風運動的重要成果，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達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一致，為中共七大的召開在思想上作了充分準備。《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是一個集體創作。它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又是在毛澤東直接指導和參與下完成的。張聞天作為負責起草《決議》的準備委員會的成員，不僅認真參加了總結曆史經驗的討論，而且在曆史決議反複修改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前麵已經寫到，張聞天在1941年九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就已接受毛澤東的批評，從政治、軍事、組織、思想四個方麵檢討了“左”傾路線的錯誤。這同1941年10月以後起草的《結論草案》和最後通過的曆史決議關於這方麵的內容大體上是吻合的。前麵也已寫到，張聞天在1941年九月政治局會議後研究了黨的曆史文件，學習了毛澤東的著作，認識到毛澤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不僅是政治家、軍事家，而且是理論家；在1942年農村調查中紀念黨的21周年生日時，他發自肺腑地論述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的偉大作用；在1943年12月的“整風筆記”中，他又以切身經曆的正反兩方麵的事實對同一主題作了具體敘述。這同曆史決議的精神也是一致的。張聞天在曆史決議起草過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他曾對曆史決議的一個草案稿進行了修改，使之成為後來通過的《決議》的基礎。毛澤東在1945年春對《決議》草案稿的修改，就是在張聞天修改稿的抄清件上開始的。張聞天在《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起草過程中的作用和以下敘述的起草經過，采用馮蕙的觀點。見馮蕙的兩篇文章：《毛澤東領導起草〈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經過》（《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2期）和《再談〈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經過》（《黨的文獻》1990年第2期）。
從現存《決議》的有關檔案來看，張聞天動筆修改《決議》稿是在重新起草曆史決議的工作已經進行了一個階段以後。在這之前，任弼時在1944年5月起草過一個稿子，這個稿子主要來源於1941年的《結論草案》，在結構、內容和文字上，與《結論草案》基本相同。在“任稿”之後，有一份胡喬木起草的《決議》草案稿。此稿共四個問題，其中第二個問題（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和第三個問題（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的根源）一些基本思想也是來源於《結論草案》。在結構和寫法上，“胡稿”與“任稿”有較大不同，主體框架在某種程度上比較接近後來的《決議》。任弼時對“胡稿”修改過兩次，主要是集中了集體討論中提出的意見，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寫了提綱式的七個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