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有根，水有源。我這一次廣東之行的根源就是石景宜博士。因此，我先談景宜先生。
景宜先生是廣東佛山人，僅僅小我三歲，也已到了耄耋之年。據說，他年幼時，家庭並不富裕，完全靠自學成才。他很早就到香港去謀生，從事出版事業和書籍發行工作，以及其他一些企業活動。由於勤苦努力，又經營有方，終於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事業日益興旺發達，如日中天，晃耀輝煌，照亮了香港的一隅。
像石老這樣的成功的企業家，在香港為數頗多，資產大於他的也不在少數。然而石景宜畢竟是石景宜。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也同許多香港企業家是一樣的。可是他表達這種熱愛的方式，卻是與眾不同，完全不同的，他篳路藍縷，獨辟蹊徑，他用他自己所掌握所擁有的文化載體的書籍，來表達自己的拳拳愛國的赤子之心。他為自己的兒子們每個人安排了一個事業基礎，但是，告訴他們，他不管有多少遺產，絕不再留給他們。他自己一生艱苦創業，終於有成。他的兒子們也隻能以他為榜樣，靠個人努力奮鬥，達到養家報國的目的，他絕不把他們培養成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懶漢。他熱愛祖國和人民，絕不停留在空洞的口號或願望上，而是有實際行動的，他的行動就表現在努力支持祖國的文化教育事業上。支持祖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其道也絕非隻有一端。香港的愛國企業家，有的為祖國大學蓋房子，修圖書館；有的設立獎金，獎勵學生和教員。殊途同歸，都受到了熱烈的讚揚。而石老走的則完全是另外一條路：他購買書籍，贈送給大陸和台灣各大學圖書館。根據約略的統計，十幾年來，石老把五十餘萬冊大陸出版的書籍，運送到台灣，分送那裏的大學圖書館，又把台灣出版的三百餘萬冊書籍，運來大陸，分贈給許多大學的圖書館。這麼多的書籍是怎樣選購的，又是怎樣分送的，其間過程我完全不清楚。但是，這樣繁重艱巨的工作，必然耗費石老大量的精力，則是不言而喻的。
說到台灣版的書籍，大陸讀者難免有些疑惑難解。我現在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來解釋幾句。對於這一件事情，我以前也是毫無所知的。1994年至1995年將近兩年的時間，我每天跑一趟北京大學圖書館，為的是搜集《糖史》的資料。炎夏嚴冬，風雨無阻。我經常到的地方是善本部閱覽室和教員閱覽室。在善本部裏，我除了借幾本善本書外，大多數時間是翻檢《四庫全書》。在教員閱覽室裏則是鑽進樓上樓下兩間書庫，書庫麵積極大，書架林立，一般的書籍幾乎應有盡有。大約有十幾萬種。我逐架逐層審視每一種書的書名，估計有我想搜集的資料，則取下逐頁翻檢，抄錄下來。在炎夏之時，屋內溫度至少也有三十七八度。此時炎陽與電燈共明，書香與汗臭齊發。我已汗流浹背，而毫無知覺，幾已進入忘我之境，對別人或已苦不堪言，我則其樂融融也。在翻檢群書的過程中，我逐漸發現台版的書對我用處極大，用起來極為省力。原來中國古代詩人學者的全集，全為木板印刷，卷帙繁多，編排雖有秩序，翻檢實極困難，而台灣學者和出版家則將這些文集分拆開來，編成大套的叢書，分門別類，一目了然。如《中華文史叢書》之類的叢書，種類頗多，大大地有利於讀者，而刊印並不十分困難。我常一個人胡思亂想，幾十年來，大陸學者和出版家，忙於開會，寫檢討，忙於批評與自我批評，“天王聖明，臣罪當死”，真話與假話並列。雖然也有一定的好處，但究竟浪費了過多的時間和筆墨紙張。相形之下，我們真不能不認真反思了。石老運到大陸來的書，不完全屬於叢書，我提出叢書，不過略舉一例而已。我的意思是想說明，石老運來的書，對大陸學者是十分有用的。
在北京大學授予石老名譽博士學位之前，我對石老和上述情況，所知甚少。去年10月14日，北大圖書館館長林被甸教授陪石老和他的兒子漢基先生來到我家，拿出一帙他在台灣收購到的貝葉經，讓我鑒定是什麼佛典。我拿過來一看，原來是用泰文字母刻寫的巴利文大藏經。巴利文是古代印度的一種文字，沒有自己固定的字母，在印度，則用南印度字母抄寫，間或也用天城體字母；在泰國，則用泰文字母；在緬甸，則用緬文字母；到了近代，英國的巴利經典刊行會（Pli-Text-Society）使用拉丁字母。現在世界上各國的巴利文學者以及佛教學者，都習慣於使用拉丁字母。據德國梵學大師呂德斯的看法，泰文字母的巴利藏有許多優異之處，因此，石老在台灣購得的巴利貝葉經極有學術價值，又有極高的收藏價值，是十分珍貴的。我的鑒定顯然使石老異常高興，他立即將手頭的一帙泰文字母巴利貝葉經贈送給我，我當然也十分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