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顯傳》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元年……至天竺尋求戒律。”法顯出遊的目的非常明確：尋求戒律。至於玄奘，《慈恩傳》卷一說：“法師既遍謁眾師，備餐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玄奘出遊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確的：尋求義理。他在印度時曾因聽戒賢講《瑜伽師地論》未竟，推遲了會見戒日王的時間。關於顯、奘二公，我在上麵已經談過了。這種缺什麼就補什麼的現象，在文化交流中屢見不鮮，是含有深刻的意義的。
義淨怎樣呢？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到了唐代，從中印兩國文化交流的發展階段來看，已經到了融合的高級階段，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基本上已經形成。但是，在佛教內部，戒律廢弛，綱紀不整的現象也出現了。僧人中的害群之馬，也所在多有。“律宗”雖已形成，但在這個宗的內部，對戒律條文的解釋也時有矛盾。義淨西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到西方去尋求戒律的真相。他在印度和室利佛逝時，對梵文佛典廣為搜羅，重點似在律部，特別是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在回國後十多年的翻譯活動中，他翻譯的經很多。從量的方麵來看，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占有很大的比重，可見他譯經重點之所在。此外，他在室利佛逝撰成後先派人送回國的《南海寄歸內法傳》，著重介紹印度的僧伽製度和具體的戒條，更可見他對律的關心。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他關心律和法顯的關心律，外表相似，實有不同。時代變了，佛教發展的階段變了，因此對律的要求，也必然隨之而變。我們可以說，義淨是在比法顯更高一層的水平上，關心佛典律部的搜求與翻譯。
第二，赴印道路問題
從中國僧人赴印的途徑上，我們可以窺知在不同時期中西交通道路變動以及盛衰消長的情況。講到交通，當然以陸路為早。但是從古代人類文化傳播的情況來看，海路的興起也不會太晚。專就中國的中西交通情況而論，後漢時期，正史上已經有明確的海路通往西方的記載。《漢書》卷二八下《地理誌》中那一段有名的記載，就是最可靠的證據。從印度佛教入中國的具體的曆史情況來看，我們很難截然分為陸路交通時代和海路交通時代。總的情況是，始終以陸路為主，海路也很早就被利用。幾乎每一個時代都是海陸並舉，隻是有所偏重而已。
可是，根據我個人的看法，到了義淨時代，似乎是一個轉折點。姑以法顯、玄奘和義淨的出行路線為例，加以對比，加以說明。法顯是陸去海歸，玄奘是陸去陸歸，義淨是海去海歸，這一個簡單的事實，頗可以說明一些重要問題。義淨是在公元671年去國，上距玄奘之死（664）僅有七年，距玄奘去國之年（627）僅四十四年。在這不能算太長的時期內，中印交通道路似乎發生了巨變，海路顯然占了上風。不但中印交通路線起了變化，連整個的中國通向西方——包括西亞、非洲和歐洲——的海上交通也大大地改變了。這並不等於說，陸路交通就被棄置不用了。否，在這個時期，甚至在這以後很長的時期內，仍然有不少中國僧人從陸路到印度去的。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是西藏尼泊爾赴印道路的開辟。這個問題我在上麵已經談到過，這裏不再重複，參閱上麵《唐初中印交通年表》一節。
第三，義淨譯經情況
我在上麵第一條中已經涉及這個問題。我現在專就義淨的譯經工作加以補充。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他所譯的佛典一一列出，我僅舉其犖犖大者。義淨譯經的數量是很大的。《開元錄》卷九說他翻譯和撰述的書共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盧璨為他撰寫的《塔銘》說，義淨“前後所翻經一○七部，都四百二十八卷，並敕編入一切經目”。這兩個說法矛盾很大。再加上《貞元錄》的說法，都不相同。所有這些說法，同現存的實際數目，都不符合，可見義淨的著譯都有很多佚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