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國十年學習期間，主要精力就用在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上。Prof.Waldschmidt給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研究佛教梵語的，有人也稱之為“混合梵文”或“偈陀語言”。這是一種基本上是梵文但又摻雜下不少古代方言的文字。在小乘向大乘過渡的期間，或者在我稱之為“原始大乘佛教”的期間，許多佛典都是用這種文字寫成的。有的佛典原來是用純粹方言寫成的。隨著“梵文的複興”以及一些別的原因，佛典文字方言成分逐漸減少，而梵文成分則逐漸增多，於是就形成了所謂“佛教梵語”。在這些方言中，東部方言摩揭陀語占有很大的比重。於是，有的學者就推測，最初可能是用古代東部半摩揭陀方言纂成了“原始佛典”（Urkanon）。有人激烈反對這種說法；但是，依我之見，這種假設是合情合理的，反對者的花言巧語是一點也沒有用處的，是徒勞的。
我研究這種語言有我獨特的特點，我不僅僅是為分析語法現象而分析，我有我的目的，我是嚐試著通過語言現象來探尋一部經典的產生時代和地區。根據我個人的經驗，這是行之有效的辦法，而且是證據確鑿的，別人想否定也是不可能的。印度古代有眾多方言，既雲方言，必然具有地域性，而且這地域性表現得十分明顯；阿育王在印度許多地方豎立的石碑和石柱，上麵的銘文明確無誤地指明了方言的地域性，是最有價值的參照資料。
先師陳寅恪先生以國學大師、特別是考證大師，蜚聲國內外士林。但是，明眼人都能在陳師著作的字裏行間窺探出其中蘊涵的義理。考證的目的在於求真求實，而真實又是曆史研究的精髓。對史料不做考證求實的工作而妄加引用，或歪曲原意，或削足適履，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是不道德的行為，為真正有良心的學者所深惡痛絕。寅恪先生的義理，內容極為豐富，籠統言之，不外中國文化的本質、中國文化的衍變、中國文化的傳承、文化與民族的關係等等，總之是離不開中國文化的。以我愚鈍，竊不自量力，也想在自己的語言形態變化的踏踏實實的考證中寓一點義理；義理就是我在上麵講的佛教曆史的演變，以及部派的形成與傳承等等。
我在1940年和1941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為什麼我寫成了兩年呢？因為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激烈進行，我的導師Prof.Waldschmidt 被征從軍。因此，我的博士答辯共舉行了兩次：一次在1940年，一次在1941年，這是極為少見的現象。這一點我從來沒有講過，我現在在這裏補充說明一下。獲得學位後，由於戰事關係，我被迫留在哥廷根大學教書；同時仍然集中全力，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從事佛經梵語的研究；發表過幾篇我自認頗有分量的論文，我今天未必再能寫得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如果我繼續留在哥廷根大學教書，或者赴英國劍橋大學去教書，那麼，我的佛經梵語研究一定還會繼續下去的，我自信在這方麵還能有所發現，有所創造的。但是，人是無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我回到了祖國，來到了北京大學，一轉眼就過了半個世紀。由於受到資料和信息的限製，我的佛經梵語研究無法繼續下去，隻好順應時勢改了行。我在科學研究方麵是一個閑不住的人，我嚐試了很多研究領域，成了一名“雜家”。現在追憶起來，有一個問題我自己也無法回答：是我留在歐洲在學術上發揮作用大呢？還是回到國內來發揮作用更大？一般的看法是後者發揮作用更大。我雖然還沒有對自己的生命畫句號的計劃，但自己畢竟已經到望九之年，這個問題留待後人去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