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若幹年以來，我逐漸形成了一個頗為自信的觀點：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重要動力之一。我們簡直無法想象，如果沒有曆史上的文化交流，我們今天的社會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文化交流的範圍極為廣博，天文地理、醫卜星象、科學技術、哲學思想、倫理道德、宗教信仰，以及人類社會的方方麵麵，旮旮旯旯，下至草木蟲魚、花果菜蔬，無一不在文流範圍以內。但是，據我個人的觀察和思考，在眾多的交流對象中，文學交流曆時最久，領域最廣，影響最大，追蹤最易。文學交流中包含民間文學，比如寓言、童話、小故事等，都是民間老百姓創造出來的。民間文學，同其他文化交流對象一樣，最少保守性，最少保密性，一旦被創造出來，便立即向外傳播，不分天南和海北，不分民族和國家，無遠弗屆。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舉不勝舉。我隻舉一個以概其餘。19世紀德國比較文學史大家T·本費埃（Benley）追蹤印度著名的寓言童話集《五卷書》，寫成了一部巨著，描述了《五卷書》在大半個世界流傳演變的情況，其國家之眾多，語言之繁雜，頭緒之交叉，線索之迷離，真令人驚詫不已，誰也不會想到一部簡單的寓言童話集竟會有這樣大的生命力，竟會有這樣大的迷人感人的力量。像《五卷書》這樣的事例，研究中外文學交流的，特別是中外民間文學交流的專家們都知道得很多很多。在中外文學交流中，民間文學的交流實居首位。《五卷書》確實沒有以整本書的形式傳入中國，但是其中的一些寓言、童話和小故事，確亦傳入中國，在中國民間故事以及文人的創作中，在極其悠久的曆史上，蛛絲馬跡，確能尋出。
回溯一下兩千多年的中外文學交流的曆史，我們能夠發現，在先秦時期已有外國文學傳入的痕跡，主要是印度文學。例如“狐假虎威”的故事見於《戰國策》。還有一些其他的故事，看上去都不像是中國土產。這一點西方的漢學家早就指出過。可能受外國影響的最突出的例子是《楚辭》。《離騷》已有一些域外的色彩和詞句，《天問》中特別突出，其中一些類似荒誕的神話，與以《詩經》為代表的黃河流域的文學創作，迥異其趣。有人懷疑是來自域外，特別是印度，這種懷疑是極有根據的。估計這些神話傳說不是通過當時還沒有開辟的絲綢之路傳進來的，而是通過那一條滇緬道路。這一條道艱險難行，卻確實是存在的。
到了漢代，由於絲綢之路的鑿通，中外文化交流達到了第一個高峰。中國對於輸出文化，其中包括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從來是不吝惜的。我們大度地把我們的四大發明送了出去，這些發明對促進人類文化的發展以及人類社會的進步，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同時，我們對吸取外來文化也絕不保守，隻要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不管來自何方何國，我們都勇敢地拿過來為我所用。肇自漢代的絲綢之路就是一個彰明昭著的證據。但是，在文學交流方麵，卻找不出很多的東西。我個人認為，不是沒有，而是我們的探討研究工作還沒有到家。印度佛教於漢代傳入中國，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後漢三國時代的譯經，可以算是文學交流的一種形式。
南北朝時期，五胡亂華，中原板蕩，眾多的民族逐鹿於北疆，宋、齊、梁、陳偏安於南國；然而文化交流卻並沒有停止。在文學交流方麵，主要是輸入；輸入又主要來自印度。在印度的，多半是隨著佛教進來的影響，為中國漢語文學創作增添了很多新內容，名目龐雜的鬼神誌怪之書大量出現。此事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論之頗詳。連偽書《列子》中都有印度的故事。
至於對詩歌創作至關重要的四聲，本是中國漢語中所固有的東西，可是我們以前對它並沒有明確的認識。也由於印度古典文獻的啟迪，終於被發現了，被我們清晰地意識到了，這在中外文學交流史上也不能算是一件無關重要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