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覺得，Smith 先生這種推理方法有點近似猜謎。為了堅決否認中國有白糖傳入印度，他費了極大的力氣，繞了極大的彎子，提出了自己的論斷。但是這種論斷可靠不可靠呢？下麵我用事實來回答這個問題。Smith 先生之所以前後矛盾、閃爍其詞、捉襟見肘，削足適履，就是因為沒有把事實弄清楚。隻要事實一弄清楚，這個貌似繁難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 解了。
Smith 說，中國在唐以前隻有麥芽糖，這不是事實。《楚辭》已經有“柘（蔗）漿”。從公元二三世紀後漢後期起，“西極（國）石蜜”已經傳入中國。
大約到了六朝時期，中國開始利用蔗漿造糖A，在過去蔗漿是隻供飲用的。7世紀時，唐太宗派人到印度摩揭陀去學習熬糖法，結果製出來的糖“色味愈西域遠甚”。看來中國人從印度學來了製糖術以後，加以發揚，於是就出於藍而勝於藍。《新唐書》謂“味”，“味”比較容易理解，“色”我理解是顏色白了一點。總之是在技術方麵前進了一步。這種技術當然又繼續發展下去。到了宋代，出了講製糖的書，比如洪邁的《糖霜譜》等，技術又有了新的進步。到了元代，在13世紀後半馬可·波羅（1254？~1324）來到中國。此事Smith 也已談到。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記》講得比較簡略。陳開俊、戴樹英、劉貞瓊、林鍵合譯《馬可·波羅遊記》講得比較詳細。我現在根據William Marsden 的英譯本 把有關福建製糖的那一段譯在下麵。Marsden 雖被馮承鈞貶為“翻譯匠”，可我覺得他這一段譯文很全麵，值得一譯：此地（福建的Unguen）因大量產糖而引起重視。人們把糖從此地運往汗八裏城，供宮廷食用。在歸入大汗版圖以前，此地居民不懂精煉白糖的手藝，他們隻用不完備的辦法來煮糖，結果是把糖熬好冷卻後，它就變成一堆黑褐色的糨糊。但是，此城成為大汗的附庸後，碰巧朝廷上有幾個從巴比倫來的人，精通煉糖術，他們被送到此地來，教本地人用某一些木材的灰來精煉白糖的手藝。
這裏麵有幾個問題要弄清楚。第一，巴比倫是什麼地方？Marsden加了一個注，說是巴格達。上麵引用的Smith的說法，說是埃及。後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第二，為什麼使用木材的灰？木頭灰裏麵含有堿性，能使黑褐色的糖變成白色。這裏需要對白色加幾句解釋。所謂白，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用一個模糊數學的術語來表達，白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意思不過是顏色比較白一點，白中帶黃，根本不能同今天的白糖相比。現在的白糖是機器生產的結果，過去是完全辦不到的。第三，Unguen 指的是什麼地方？馮承鈞“武幹一地，似即尤溪”。陳開俊等譯《馬可·波羅遊記》“似今之尤溪”。
生在14世紀，比馬可·波羅晚生50年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1304~1377），於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以印度蘇丹使者的身份來到中國，比馬可·波羅晚幾十年。在這不算太長的時間，中國製糖術顯然已經有了進步。在《伊本·白圖泰遊記》 中有這樣一段話：“中國出產大量蔗糖，其質量較之埃及蔗糖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中國學生已經超過埃及老師了。
到了16、17世紀的明代的後半葉，上距馬可·波羅和伊本·白圖泰的時代，已經有二三百年多了。中國的熬糖術又有了新的相當大的提高。此時有不少講製糖術的書，比如宋應星的《天工開物》、陳懋仁的《泉南雜誌》、劉獻廷的《廣陽雜記》、何喬遠的《閩書南產誌》、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王世懋的《閩部疏》，還有《遵生八箋》等等。這些書有一個和從前不同的特點，這就是，幾乎都強調白糖的生產。“白糖”一詞兒過去不是沒有；但是估計所謂“白”隻不過是比黑褐色稍微鮮亮一點而已。到了明代後半葉，熬糖的技術更提高了，熬出來的糖的顏色更白了，於是就形成了當時“白糖”的概念。上麵已經談到，馬可·波羅在中國看到了用木材灰熬煉的白糖。明末的白糖可能比元代更白一點，絕不可能同機器生產的白糖相提 並論。
明末的白糖是怎樣熬煉的呢？劉獻廷《廣陽雜記》說： 嘉靖（1522）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墮泥於漏鬥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異於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異之，遂取泥壓糖上，百試不爽，白糖自此始見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