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文論的話語，中國早就有一套的。魏晉南北朝時表現得最明顯具體。評人論文，莫不皆然。歸根結底，這都與綜合的思維方式密切相連。我在下麵先舉一些具體的例子：
世說新語《四部叢刊》本
德行第一
頁二1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頁三1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
言語第二
頁一六2徐曰：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文學第四
頁二二2劉尹答曰：“譬如瀉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
頁三三2孫興公曰：“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賞譽第八
頁四四1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鬆下風。
頁四五1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頁四六1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睹矛戟。見傅蘭碩，汪牆（汪洋——引者）靡所不有。巨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2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能名其器。
頁四七2庚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鬆，雖磊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頁四九1張華見楮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
2有人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嚴仲弼，九皋之鳴鶴，空穀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鬆，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
容止第十四
頁一2魏明帝使後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
頁一2~頁二1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雲：“肅肅如鬆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若孤鬆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頁二1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岩下電。
2雙眸閃閃若岩下電。
頁三1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頁三2琳琅珠玉。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眾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頁五2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頁六2軒軒如朝霞舉。
頁七1濯濯如春月柳。
白新第十五
頁十1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鬆崩。”
巧藝第二十一
頁三四2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從上麵《世說新語》的這些例子中，我們能夠明確無誤地看到，當時評論人物，講述事實，評判文章，用的都是形象化的語言，不用幹巴巴的理論性的抽象的話語。
我還可以從《詩品》中舉出幾個例子來。比如，講到謝靈運，就說：“譬猶青鬆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講嵇康則用“峻切”；講班姬則用“清捷”；講曹植則用“骨氣奇高”；講劉楨則用“真骨淩霜”等等。其中“峻切”等詞，似與西方分析性的抽象話語相似，但是，倘一仔細品味，其間仍有不同，仍然是中國感悟式、印象式的詞語，不可同日而語。至於後來的“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鏡中花”“水中月”等等，都是一脈相承的。
中國這些話語，表麵上看起來似乎很籠統，很不確切，有人可能認為是不“科學”——我坦白承認，我從前就屬於這類人——很模糊。我現在卻認為，妙就妙在模糊上。模糊能給人以整體概念和整體印象。這樣一來，每個讀者都有發揮自己想象力和審美能力的完全的自由，海闊天空，因人而異，每個人都能夠得到自己那一份美感享受，不像西方文論家那樣，對文學作品硬作機械的分析，然後用貌似謹嚴、“科學”的話語，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牽著讀者的鼻子走，不給讀者以發揮自己想象力的自由。如果給點自由的話，也絕不會太多。
怎樣在世界文論中發出聲音
曹順慶先生在擔心之餘提出了這個問題。我自己在《〈東方文論選〉·序》中也慨歎過：“我們東方國家，在文藝理論方麵噤若寒蟬，在近代沒有一個人創立出什麼比較有影響的文藝理論體係……沒有一本文藝理論著作傳入西方，起了影響，引起轟動。”黃維梁先生也十分感歎地說：“在當今的世界文論中，完全沒有我們中國的聲音。20世紀是文評理論風起雲湧的時代，各種主張和主義，爭妍鬥麗，卻沒有一種是中國的……盡管中國的科學家有多人得過諾貝爾獎，中國的作家卻無人得此殊榮，中華的文評家無人爭取到國際地位。”夠了，夠了，不必再多征引了。大家講的都是一碼事。
我在上麵已經說過，我們在文論話語方麵，絕不是赤貧，而是滿懷珠璣。我們有一套完整的與西方迥異的文論話語。我在這裏想補充幾個例子。
我在上麵講的主要是文論的話語，間或涉及人物評論。其實，不但文論和人物評論如此，連中國書法評論也不例外。例子無需多舉，我隻舉中國的書聖王羲之。查《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附《王獻之傳》。獻之是羲之之子，也是著名的書法家。在《王羲之傳》最後的“製曰”中，詳細分析了羲之和獻之父子二人書法之高低不同，連帶談到了鍾繇。對鍾繇的書法說：“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製，語其大意，以此為瑕。”談到鍾繇的書法藝術，也使用了一些形象的比喻：“霞舒雲卷”。這與當時的做法是相一致的。談到王獻之的書法，則說：“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埃而無倔伸；其餓隸也，則羈贏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談到王羲之的字則說：“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紗，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若斜而反直。”梁武帝《古今書人優劣評》說：“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曆代寶之。”你看，上麵這些評論書法的“話語”，全是形象化的比喻，與文論完全一致，不加邏輯分析，而使用生動的形象。這是中國文論和畫論以及書論的特點。（梁武帝一文，蒙歐陽中石先生見告，書此誌謝。）
我們中國有長達兩千多年的文論萌芽和發展的曆史，不像西方那樣開頭興旺，中間有了斷層，最近又極為興旺。可是眼前世界的文論界幾乎完全為西方所壟斷，新學說、新主義風起雲湧，而又變化迅速。有的主義延長的時間長一點，有的簡直是“蟪蛄不知春秋”，“江山時有主義出，各領風騷數十天”。在這樣的熱鬧聲中，卻獨獨沒有中國的聲音。這豈不是天大的怪事？
據我個人的看法，要想追究其原因，也並不十分困難。我們不妨先從黃維梁先生提到的諾貝爾文學獎談起。這個獎已經有接近100年的曆史。獲此獎者確有一些偉大的作家，但也不乏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二三流的作家，他們的作品不過如曹操的詩所說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而已。最令人大惑不解——其實也是小惑易解——的是，中國迄今亦無一人獲得，連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地位的魯迅諸大師，也與此獎無緣。我為什麼又說：小惑易解呢？簡單明了地說一句話：這出乎西方某一些，特別是主其事者的瑞典某漢學家等人的偏見。時至今日，西方文化的弊端已經開始顯露之際，竟還有一些西方人把枕頭墊得高高地做著甜美的“天之驕子”的夢，對中國毫不了解，而且也根本不想了解。相對而言，中國雖不能說沒有崇洋媚外者流，但是連一般老百姓都能夠或多或少地或深或淺地了解歐美情況。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們能做到知己知彼，而西方則做不到。將來一旦有事，優劣之勢立見，這是我敢斷言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想使中國文論在世界上發出聲音，要在世界文論之林中占一個地位，其關鍵不在西人手中，而全在我們手中。當年魯迅主張“拿來主義”，我們現在要在拿來的同時，大力張揚“送去主義”。你不來拿，我偏要送給你。但送之必有術。其術在首先認真鑽研我們這一套植根於東方綜合思維模式的文論話語，自己先要說得清楚，不能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其次則要徹底鏟除“賈桂思想”，理直氣壯地寫出好文章，提出新理論，隻要我們的聲音響亮準確，必能振聾發聵。這樣一來，我們必能把世界文論水平大大地向前推進一步。隻有這樣，我們才對得起中國幾千年的優秀的文論傳統，對得起我們的先人，對得起我們的後世子孫，對得起全世界的人民。
這是我的門外絮語。知我罪我，端在解人。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