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我心頭就湧起一種溫馨甜蜜的感覺。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是有根源的，我這種感覺的根源大概就是“文學”二字吧。有作家才能有文學。談到作家，我對“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一句舶來品氣味很濃的話，頗不懷好感。我自己的靈魂還沒有治理好，哪裏有本領和閑情逸致去關心別人的靈魂呢？
我從來不敢承認自己是什麼作家。這樣崇高的名稱，我擔當不起。可是天公偏又作美，或者是偏不作美，讓我在中學時就遇上了幾位極其優秀的國文教員：教文言文寫作的是王崑玉先生，教白話文寫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和胡也頻先生，於是我就同寫作結上了緣。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就寫點短文，搞點翻譯。我一生治學雖多變化，總之是沒有出語言、曆史、宗教的大範圍。可是，不管我變向何方，寫散文、搞翻譯則始終沒變，可謂一以貫之了。
在清華讀書時，我讀的是西洋文學係。可是不知什麼原因，竟同係別不同的林庚、吳組緗、李長之等三人結成了一個小集團，難道這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嗎？當時還並沒有什麼“清華四劍客”的名稱，這個名稱是後來形成的。四個人都對文學有興趣，也都在寫點什麼，翻譯點什麼。由於趣味相投，經常聚在一起，談天說地，“糞土當年萬戶侯”，而且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信口雌黃，說話偏激。又由於鄭振鐸先生之吸引力大，我們都被吸引到他的身邊，成為由他和巴金、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的編委或特約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封麵上。那時，我們誰都沒有出過集子。在我赴德國前，鄭振鐸先生曾想出版我一本散文集，可惜文章寫得還不夠多，編不成一本集子，就此了事。
在德國十年，天天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等拚命，沒有時間，也沒有情趣，寫什麼散文。十年之內，總共寫了兩篇。1946年回國以後，在南京和上海閑住了一個暑假，在打擺子之餘，天天流連於台城和莫愁湖、玄武湖之間，初回到祖國時的溫馨，旖旎的湖光，在胸中激蕩，詩情畫意，洋溢洶湧，本來應該寫出點好文章的。然而政治氣候實在讓人提不起興致。
結果，除了用假名發表了兩篇類似雜文的東西以外，空辜負了金陵勝景。
回到闊別11年的北京以後，不幾年就迎來了建國。當時頗昏天昏地地興奮了一陣。可是好景不長，政治運動就鋪天蓋地而來，知識分子首當其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往複回還，一搞就是幾十年，到了“十年浩劫”，算是登峰造極。中國知識分子的脆弱性，顯露無遺。人家說你是黑，你就自己承認是黑。人家說你是白，你就承認自己是白，完全是心甘情願，毫不勉強。在這樣的情況下，改造思想之不暇，哪有閑情逸致來寫什麼勞什子文章呢？一直到改革開放，腦袋裏才開始開了點縫。這30年是繼德國十年之後寫東西最少的時期。
跑了半天野馬，現在該輪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了。同人民文學出版社打交道，當然離不開文學。文學所包含的不外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文學史和文藝理論當然也在其中，但所占比例不大。談到文學創作，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天竺心影》好像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生平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曾帶給了我極大的歡樂。至於第一本翻譯德國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集》，則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門檻公認是相當高的，大有“一登龍門，聲譽百倍”之勢。這本書帶給我的歡樂就可想而知了。
從那以後，在頗長的時間內，人民文學出版社給我出的書都是翻譯作品，而且都是印度古典梵文作品，如《沙恭達羅》、《優哩婆濕》、《五卷書》等等。這些名著久已蜚聲世界文壇，很多國家都有譯本，在中國卻都是初譯。
我以微薄的力量，給中國文學界做了點拾遺補闕的工作，頗感自慰。
我在這裏想專門談一談世界名著、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的翻譯問題。這一部書，數量大，翻譯難度高。在“十年浩劫”以前，我無緣無故地成了一個社會活動家，而且還是國際活動家，這與我的內向性格是完全不相容的。終日忙忙叨叨，極以為苦。對這樣艱巨的翻譯工作，我是絕不敢嚐試的。幸虧來了“文化大革命”，幸虧我自己跳了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罪行累累的“老佛爺”，幸虧一跳就跳進了牛棚，幸虧在牛棚裏被折磨、被拷打、被戴上了五花八門離奇古怪的許多帽子。到了“文革”後期，所有的“罪犯”幾乎都被“解放”了，我卻是“欲摘還戴時候，最難將息”，我成了一個“不可接觸者”，遊離於人民與非人民之間，徘徊於友人與非友人之際。昔日門前車如流水馬如龍，而今卻是門前冷落車馬無。我除了被派去看大門，守電話以外，什麼事情都沒有，自謂是今生已矣。但我偏又是一個閑不住的人，想找一件曠日持久而絕不會有什麼結果的工作，想來想去，想到了翻譯《羅摩衍那》。這活兒隻能偷偷摸摸地幹。晚上回家，翻讀全書，譯成散文。白天枯守門房時，腦袋裏不停地轉動，把散文改成了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