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二人出身於滿族大官僚家庭。瑾妃，生於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日（1874年9月30日）；珍妃生於光緒二年（1876年）。二人雖為同胞姊妹，但相貌和性格卻大不相同。瑾妃相貌一般，性格柔和脆弱。珍妃，雖小兩歲，但思想開朗、倔強敢為、誌趣廣泛、反應敏銳，當然也不乏天真的性格。光緒帝處於政治旋流之中，而且又受到來自皇太後和宮廷的種種管束和約束，生活單調乏味。性格開朗活潑的珍妃激起了光緒對未來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也引發了在政治上擺脫束縛、有所作為的欲望，因此她深得光緒帝的寵愛。
皇帝已經大婚，自然就該“親政大權”了。光緒十五年二月初三（1889年3月4日）即大婚後的第6天，光緒帝舉行了親政大典。白此，光緒帝算是正式開始親政了。慈禧為了表明自己讓光緒帝親政的心誠意切，早在上年五月就開始間斷性地進駐頤和園了。其實，光緒帝大婚後最初一段時間，慈禧仍以居住宮內為多。隻要她住宮內，光緒帝仍每日請安如故；即使慈禧住頤和園，他也要“間日”或數日一往問安。“太後此時，表麵上雖不預聞國政，實則未嚐一日離去大權。身雖在頤和園，而精神實貫注紫禁城也。”
三、百日維新
1．帝黨的雛形
光緒帝“親政”時，他原封未動地接受了慈禧經營20多年而形成的一個舊班底。而且在光緒帝“親政”之前，慈禧就對清廷統治集團的核心又進行了一次大調整，排除異己、安插心腹，集結了她的親信勢力——後黨。後黨的骨幹成員，可以說基本上都是一些在思想上直接繼承封建傳統觀念的人，是封建“聖道”的頑固維護者。在當時中國已經遠遠地落後於世界潮流的時代裏，仍死死地抱著“天朝至上”的陳腐觀念不放。盡管其中的一些人逐漸對外國的堅船利炮產生興趣，並試圖以此自救。但這些人對於社會的變革仍是極端的仇視。
漸漸成長起來的光緒帝，反映在他思想上的矛盾性，也越發的明顯。光緒帝受製於人的處境，一方麵使其思想發育受到極大的限製，嚴重消磨了他的自為能力；另一方麵，隨著時間的推移及其辨別力的增強，這種不得誌的境遇，又變成了光緒帝的一大助力。在中法戰爭期間，他對國勢、朝政的敏感反應，即是一種突出表現。
在其“親政”後的19世紀90年代初，鑒於慈禧撥弄下的朝局越發昏暗，他又進而產生了對朝政現狀的不滿情緒。其實，在國勢日衰的情況下，統治集團內部也出現了裂痕。
早在慈禧強立載湉為帝時，清廷統治集團的核心已經存在著的矛盾便因此出現了新的更大的裂痕。慈禧雖然盡力使之彌合，但是卻不能消除它的根源，這一裂痕便隻能隨著光緒帝的長大、君主地位的顯露和影響的日益擴大而日益凸顯。
於是在光緒帝“親政”之後，那些憤於太後幹政的“朝士之守正張謇者”，深感憤懣和不平，便把光緒帝作為自己的希望和寄托，逐漸在思想傾向上“附之”，開始圍繞光緒帝在清廷統治集團裏聚結起另一支政治勢力——帝黨。
這些附之者，起初除了瑾妃、珍妃（主要是珍妃）外，還有他的漢文師傅翁同龢以及瑾、珍二妃的堂兄、禮部侍郎誌銳等人。
在這些人中，翁同龢居於較為突出的地位。作為帝師，翁同穌既對光緒帝忠心耿耿，又是身居要位的朝廷重臣，對帝黨的形成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政權和軍權為後黨掌握的情況下，以“延攬新進”為救時要務，利用科舉考試拔擢人才。文廷式、張謇就是翁同龢拔識的人才，他們成為帝黨的中堅。而一些不滿於後黨專政的官僚、文人、名士也相繼聚集在翁同龢的周圍，以擁帝相標榜。
在清政府麵臨重大的內政分歧和軍事外交鬥爭中，帝黨人物關心社稷民生、國家和民族的危亡，與後黨對內保守、對外妥協形成對立。因此，他們已經在不斷的政爭中有了日益明顯的分野。
但是帝黨的成員大多是無實權的京官書生，而且其中還有一些人與後黨聯係頗多，在帝、後兩黨間進行政治投機。這些都決定了帝黨的虛弱。
盡管如此，年輕的光緒帝在帝黨骨幹成員的支持下，開始走上前台，尋求著救國的道路。
2．甲午戰事
19世紀末，中國和朝鮮成為列強爭奪殖民地的角逐重點。就在西方殖民者互相爭奪的空隙中，“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也逐漸走上了向外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並把目標定在了依山連水的大清帝國上。從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日本就開始對我國的台灣進行武裝侵犯。
光緒二十年（1894年）春，朝鮮爆發了東學黨起義，清政府應朝鮮政府所請，於光緒二十年甲午五月（1894年6月）出兵朝鮮，協助朝鮮政府鎮壓人民起義。日本借口“保護僑民”向朝鮮大量運兵，並蓄意向駐朝的中國守軍挑釁，從而把中日兩國推到戰爭的邊緣。
1894年7月，日本軍艦突襲朝鮮半島附近海麵中國的運輸船隻，同時進攻牙山清軍，中日戰爭一觸即發。
麵對日本帶來的戰爭威脅，帝黨主戰，後黨主和，帝後兩黨演變為主戰派和主和派，帝後兩黨的矛盾衝突日趨公開和尖銳。光緒帝和以他為首的主戰派，為了積極地推行備戰抗敵的方針，對以慈禧為首的主和派進行了堅決地抵製和鬥爭。由於光緒帝公開主戰，使得朝廷上下激起了一股衛國抗敵的主戰波瀾。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清政府發布了基本體現主戰派的對日宣戰上諭，正式對日宣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