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使光緒得到鍛煉，他經曆了自親政以來最險惡的風浪，接受了嚴峻的考驗。在抗戰過程中，光緒深深地體會到雖然親政但仍處在不操實權的地位，也看到了現實製度的腐敗，官吏的無能，朝廷大臣們的門戶派係之爭，他在失敗中得到有益的教訓和反思。
光緒維新變法的思想萌發於洋務運動時期。而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是不可能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的。改變中國的命運，要從政治製度人手。
康有為等維新派的思想萌發了光緒維新革舊的意念。甲午戰爭剛結束，光緒多次頒發諭旨，提出了一攬子的新政項目，雖然其主要內容還沒有超出洋務派所策劃的範圍，可是在很短的時間裏什麼修鐵路、造機械、開礦產、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校等繁多的新政都一齊泉湧到光緒的腦中，並加以積極催辦，可見他圖強的迫切心情已經升華到如饑似渴的程度。光緒帝和康有為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都是一致或相近的，都認為中國的積弱是守舊派墨守陳規造成的，而解決的辦法就是變法。
《馬關條約》簽訂之時，康有為發動一千三百多名舉人聯名上書，主張拒和、變法、遷都，震動了海內外，但由於頑固派的封鎖，光緒沒能看到這份上書。二十多天後，康有為又寫了一萬三千多字的上皇帝書即第三次上書，又稱《請及時變法富國養民教士治兵呈》。這次上書比公車上書的內容更加具體和廣泛，陳述了變法著手之方和先後緩急的次序，條理清楚考慮周密。他向光緒建議，《馬關條約》剛簽訂，朝野圖強雪恥之誌有不可遏止之勢，此時即下哀痛之詔，以鼓舞士民的勇氣，選舉賢士參政，以備顧問，轉敗為勝，重建國基也為時未晚。康有為除了建議光緒廣選賢才外，還提出了自強雪恥的大方案，即富國、養民、教士、練兵四策。
光緒二十一年（1895）五月，皇帝終於第一次看到了康有為的上書。他讀了以後，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啟迪，耳目為之一新。光緒對康有為的建議極為重視，當即命謄錄三份，一份送慈禧太後，一份發軍機處，一份存乾清官，原件留勤政殿。
光緒想親自召見康有為，詢問變法事宜，但恭親王奕訴以“清朝的成例，非四品以上的官員皇上不能親白召見”為由勸阻了皇帝。光緒便命總理衙門向康有為問話，康有為還通過翁同龢向皇帝呈進了自己所寫《俄皇彼得考》《日本變政考》等宣揚變法的論著。
日本，這個令人憎恨的侵略者，今天，反而在希望變法圖強的一些中國人眼中，成為了“先生”，這說明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已經不再局限於“華夷之辯”了，這也符合曆史的辯證法。
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尤其對於身居深宮的光緒帝來說，加上語言文字上的限製，光緒帝所閱讀的“西書”實在有限，但是對於急切想了解外界情況的光緒帝來說，也引起了不少的觸動，開闊了眼界，思想認識開始有了明顯提高。開始逐步擺脫“天朝至上”等固守觀念，進而以中外對比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現實問題。
光緒在陸續閱讀了很多日本、歐美各國的變法著作之後，深感中國在麵對“各國環處，淩迫為憂”的形勢下，“非實行變法，不能立國”。此時已銳意變法的光緒帝，向高高在上的慈禧提出了要權的要求。他對慶親王奕勖說：“太後若仍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
無論光緒要權的主觀動機如何，為了不做亡國之君，為了支持和推行變法維新，而決然向大權獨攬的西太後提出“收權”的要求，可見光緒帝的變法決心之大。
奕劻向慈禧報告了光緒變法的決心後，慈禧怒氣衝衝地說：“他不願坐此位，我早已不願他坐之。”但慈禧說完這句氣話後，經過慶親王奕劻的耐心解勸，漸漸心平氣和，答應說：“由他去辦，等辦不出模樣再說。”變法終於得到了慈禧的首肯。
奕勖把慈禧同意變法的話轉告後，光緒心中有了底，便興衝衝地到頤和園麵見慈禧。慈禧直視著光緒，嚴肅地說：“你所實行的新政，隻要不違背祖宗的大法，不損害滿洲貴族的權勢，我就不阻止。”
光緒便進一步將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呈給慈禧審閱，這是一部新興的學西方、謀自強的時代精神論綱。慈禧太後看後，說寫的不錯，同意光緒變法，但告誡光緒不要操之過急，並且明確表態：“如果可以使國家富強，你白可以進行，我不從內牽製。”
有了慈禧的應允，光緒開始了他的變法之路。
5．《明定國是詔》
由於慈禧已經首肯，維新派的大臣們認為光緒變法的時機已經到來。於是他們更加急迫地希望光緒盡快頒布詔書明定國是，所謂“國是”就是國家的大政方針，從而排除幹擾，啟動變法維新。